农民群体事件引发的思考

夏利哈哈

摘     要

        近几年，海南发生了多起农民群体犯罪事件，本人接触的案件中就有几件，深入研究这些案件的背后因素，研究那些能促使这些胆小怕事、老实本份的海南农民走向犯罪道路的背后因素，让我对农民群体犯罪有了新的认识，不再简单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律观念的低素质的群体，而是我们应该对这些最朴实的农民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尊重，做好新闻媒体的引导和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能够一样得到的进步，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
        本文试图从人的需要以及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对海南的农民群体犯罪进行探讨，以期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毕竟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朴实的农民。

关键词：马斯洛 人的需要 群体犯罪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引子
        中国近代史是让人感到非常耻辱的时期，九·一八，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任何一个即使没有生活在那悲惨年代、没有家仇的中国人，当他了解这些耻辱后，都极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愤青”。虽然很多中国人经常有健忘症，但毕竟还是有众多的“民族主义分子”，因此，也就会时不时的提出“警惕（仇视）日本人、拒绝购买日本货”的倡议，对于没有到过日本或者不了解日本人的愤青来说，印象中的日本人，天生就如同那最无耻、最没有良知的禽兽一般。
        但在2004年，利用考察项目的机会出访日本后，经过与日本人的零距离的接触和交往，却让我对日本人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接待我们的日本人，还是有生意来往的日本人，对待我们都非常友好，而且是真心的友好，个人品质都非常优秀，心地似乎很善良，值得做个交心朋友。这从一个嫁到日本的中国朋友那里，也验证了我们的观察。因此，也让我无意中想起我们的主流媒体经常说的“日本人民是好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捣乱”的论调，但，难道真的是如主流媒体的引导这般？
        然而据我们的考察，事实并非如此。推翻这种经洗脑后遗留在我脑海中这种意识的事件，在我们还停留在日本的时候，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到东京路过“靖国神社”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就我们认为很善良的日本人，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出群情激亢、偏执、狂热甚至残暴，似乎让我超越时空回到了那战争年代。
        为什么个体的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友好善良的一面，而当他们聚集成一个群体的时候，却变成那“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变成了“天生犯罪人”？
这个问题，第一次让我对“群体”产生了思考。

《未完，正在写》

夏利哈哈

这些问题以前断断续续思考过，但没系统成文，今天写得也有些仓促，研究不透，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水平不高，但我“一直在努力”

米卡

顶哈哈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修歌

恭候大作

大海

呵呵，一个记者写过：西部民风豪放

柠檬

不明真相而已

煤渣

也顶哈哈！

夏利哈哈

《续》

一、"神棍" 伙同村民袭警事件引发的思考

        2009年1月5日，南海网转载海南经济报的报导，标题就是：“‘神棍’带着村民暴力袭警 万宁大茂镇三村民被逮捕”[1]，里面的内容就是发生在2008年10月10日，万宁市大茂镇大联村，因修建“州岭公庙”选“庙公”引发的争执，不同意见的双方产生冲突，在警察介入后，因警方控制不力，导致村民涉嫌妨害公务的袭警事件。
        文中对“神棍”和“迷信的不法村民”冲击警察的描述非常偏执，让不明真相的读者发出了“刁民”、“低素质”、“没有法制观念”等感慨，甚至发出了“把这帮刁民杀”了的言论，让人极为震惊。
        作为一个对修建“州岭公庙”亦做出“贡献”的本人来说，由于本人就是该村的村民，对这种不实报导很是无奈，我太了解我们村的村民了，他们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胆小怕事（事件发生后，全村男子不论是参与的还是不参与的，都跑光了，生产都不做了），发生袭警事件，让我也感到很震惊，这些善良、胆小如鼠的村民，他们怎么会胆敢袭警？
        然而，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我知道了，发生这样的事件，有它的必然性。如何对待“迷信”农民的群体事件，我认为有些问题值得探讨。

        “迷信”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然而，何为“宗教信仰”，何为“迷信”，就是我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经过马克思主义洗脑的“社会精英”来说，想阐述清楚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宗教与迷信是什么关系》，文中指出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宗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是一种世界观，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而“封建迷信主要是指那些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巫术，进行装神弄鬼、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的活动，如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等[2]”。然而，对普遍的农民兄弟朋友来说，两者都是“以有神论观念作为它们的思想基础，相信和崇拜神灵或超自然力量[2]"，相互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其实，古今中外，世界各国都有迷信风俗，只要有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存在，就会有迷信风俗的存在！这不是靠打击所能消除的事实，即使没有公开的迷信活动，隐蔽的私下活动也一样会层出不穷。虽然我也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受过多年马克思主义的洗脑教育，正因为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对于迷信的问题，我从来都是辩证地去看待，毕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迷信”，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一刀切的方式想全面制止普通民众参与“迷信”活动，想以此达到瞬间提高全民素质，想法太天真！认为“迷信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扰乱人心、损害群众身体健康”，有点危言耸听，似乎迷信活动一无是处。
        其实迷信活动亦有它好的一面，那就是起到充当“心理医生”的角色，对迷信的人进行“心理调节”，从而达到恢复身心健康的作用。古代医学，无论是西方的希腊、罗马，还是东方的印度，特别是中国古代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清楚地认识到，心理因素对病人身体健康和疾病有着重大的影响。而据学者调研，到综合医院各科看病的病人中，约25%~50%的病人，是需要精神医生协助才能解决的！[3]根据我长期跟踪了解5位迷信的老人，他们碰到一些家庭不和或意外事件的困扰后，身体总是或多或少出现疼痛，有的是患有神经官能症无法入睡、脑袋疼痛，有的是独自一人时大腿就疼痛，怎么吃药也无法治愈。但是参加“迷信活动”回来后，精神状态经常会有些变化，甚至出现疼痛自然消失的现象。心理疗法治愈身体的案例，在钟友彬教授的《心理与疾病》一书中都多有论述。因此，从某方面来说，迷信活动对心理的治疗效果甚至比当今的某些心理医生的疗效还好！
        综合上述，我认为，在科学还没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在心理医生还没有普及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在农民群众的素质还没有提高“科学世界观”境界的情况下，对待“封建迷信”，不能一刀切地全面制止，而是应当投入适当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它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引导它，利用它，将坏事办成好事。
       
        群体的力量。
        10.10事件发生后，村民极为恐惧，特别是公安刑警放话出来“还要大量抓人”之后，我那些胆小如鼠的村民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作为还有一定威望的本人，简直被村民们视为生命线，纷纷要求我出面，寻求解决之道。
        对于这些善良、胆小且平时对警察特别敬畏的村民来说，发生袭警这样的事件，不仅仅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参与袭警的“不法分子”来说，他们也一样想不通，当时为什么胆敢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经过这些在恐惧中东躲西藏的日子，更是悔恨交加。至于他们是否有罪，有多大的刑罚，因案件还没有起诉开庭，这里暂时不予探讨，我们只探讨为何善良、胆小的农民，会发生这种谁都想不通的狂热的“农民群体”事件。
        其实，一旦一群乌合之众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一个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丧失理性，变得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极易受人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甚至残暴，不能容忍对立的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这是“群体”中的个人的基本特征。
        群体的感情一旦狂暴，情绪就会变成夸张与单纯，彻底消失责任感，意识中认为群体事件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引动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从而变成“犯罪群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群体的这些特征，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4]就作出了深刻的描述，了解群体的这些特征，就不难理解，日本那些善良且优秀的普通民众，为何会变成狂热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何善良的“文革”青年，会变得丧失理性；而我们村这些胆小如鼠的农民，为何一旦聚集成群体，就会胆敢发生袭警事件。
        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要是了解了群体的特征，就不会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只是低素质的“不法刁民”，更不会认为他们“该杀”！而是要根据群体的特征，将“群体”解散成“个体”，再将刑罚与教育相结合，感化他们，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创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待续》

大海

夏利哈哈 于 2009-3-27 23:32 写道：
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要是了解了群体的特征，就不会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只是低素质的“不法刁民”，更不会认为他们“该杀”！而是要根据群体的特征，将“群体”解散成“个体”，再将刑罚与教育相结合，感化他们，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创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27:::27:::27:::27:，我等

夏利哈哈

《继续》

二、洋浦3.23聚众斗殴、杀人事件引发的思考

        2008年3月23日，洋浦甲村村民丁，与其它村民一道，前往洋浦某工地阻挠施工，目的当然就是抢工程找活干。工地上施工的乙村村民不从，引发争执，并发生冲突，乙村吃了点小亏。
        公安民警接到报案后，派出警力维持秩序，也暗地里派出摄像小组负责收集证据。甲村村民发现警车摄像后，群体更是狂热，不顾警察的劝阻，强行发生了抢砸摄像机事件。
        抢砸事件刚刚结束，甲村返回家的过程中，乙村村民就手持凶器，向甲村发起总攻。甲村群体不甘示弱，拿出大刀，不顾在场的数百名防暴警察的劝阻，强行、快速进行反攻，乙村溃败，在撤退的过程中，乙村村民丙不慎摔倒，被追上来的甲村村民丁大刀砍中，送往医院后，抢救不及，失血过多而亡。
        本人接触到这个案子后，对卷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参加了法庭审理，也与甲村村民们进行了沟通探讨，由于该案的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本文将不对案件进行过多的讨论，虽然现在已经有些流言散布出来。
        对于这些善良的村民，当他们聚集成一个群体的时候，竟然胆敢抢砸警察的摄像机，竟然胆敢不顾在场的数百名防爆警察而发生杀人事件，经过上面我们对万宁市大茂镇10.10事件的探讨，我们都很清楚，当群体一旦形成并进入兴奋期后，群体就会进入一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参与斗殴的村民不会认为自己是犯罪群体，而是认为自己为同胞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是个英雄[4]，“胆小的才离开”！这些群体思想意识，从案件卷宗里，都可以明显看出来，但我们这里不再研究“群体”的问题，而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农民失去了土地，还是农民吗？
        在我国，“农民”主要是一个身份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在《新华词典》中，对农民的定义是“长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5]。因此，洋浦甲村乙村的村民，在洋浦没有进行经济特区开发之前，确实就是农民。
        但根据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因此，洋浦进行经济特区开发后，这些土著村民的集体土地被“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说“不”的选择权，原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没有了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后，也就无法“长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还是农民吗？如果不是农民，他们又是什么？自由职业者？流民？他们凭什么维持生活？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人的需要理论，他把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最低级的一个层次就是生理的需要，它具有自我和种族保存的意义，是为了生存而必不可少的需要[6]。
        然，洋浦这些“失地农民”却是一群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连这个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
        虽然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也明确规定“安排被征收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但对于洋浦这些在2007年之前就变成“失地农民”的土著村民来说，除了那杯水车薪的补偿款，没有任何其它保障。他们是“失地农民”，更是没有任何技能的“自由职业者”，更是潜在的“流民”。不关心“失地农民”，他们演变成“流民”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不是一个法庭能解决的，强大的大明王朝都被“流民”搞垮！

        保障并提高“失地农民”的生存质量，是政府的责任。
        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国家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国家改革发展中，承担了很多改革成本的农民，生活水平却没有随着国家的富强而得于同步的提升。我国经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占用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失地农民”逐渐成为改革发展中的最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无地可种，无正式工作岗位的他们，不可避免的，会演变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安定团结的流民。
        根据广东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对2004年至2007年的犯罪案件进行调查统计，60%以上的案件是弱势群体犯罪，这些弱势群体中，“失地农民”又占了很大的比例，并且这些犯罪都是以侵财型和侵犯人身性犯罪为主，对于其它普通民众来说，也因为这些犯罪而丧失了第二层次“安全的需要”，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
        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以及就业等问题，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是政府的责任！农民是最听话的阶层，但也是最不可轻侮的阶层，是不可激怒的阶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完》——这尾巴收得不太理想，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