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军事知识专贴-武直十高清大图

虎头蛇尾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

　　四、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

　　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到1950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在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积压重车竟达329辆）。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后司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一、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二、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

　　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

　　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NextPage]随后，针对朝方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联合军运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高岗提出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立场，全文如下：“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朝方）、黄铎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南学龙（朝鲜铁道副相）、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五、关于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虎头蛇尾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尽管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NextPage]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

　　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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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的空气动力学
作者：乔·比尔·佐登 —— 资深实验试飞员
当你从空气动力学的观点开始观察F-16时，一个特殊的事实就会立刻呈现出来：这是第一架有意设计为负静态余量的作战飞机。在亚音速飞行时，F-16在俯仰方向是静不稳定（理解为不稳定）的。我怀疑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有机会飞过表现出静不稳定的飞机。但如果有的话，你就会理解这样一个现象，在传统的传动飞行控制系统上，你将至少花费百分这九十九的时间来努力保持迎风飞行。你们最可能的体验来自带有三个副油箱和两个飞行夹舱的F-4，就在你丢弃一个装满油料的油箱之后。在这种配置下，如果你用14度仰角拉起F-4,你会发现飞机总是在继续抬头因此你将不得不用力前推驾驶杆以保持飞机攻角，防止抬头变成失速。在亚音速，F-16坚持不懈地尝试相同的努力，但是因为飞行控制系统同样坚持不懈地监视着G值，攻角，还有俯仰速率（并且将这些值与你的操作加以比较），你永远不会看到上述那样的结果。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飞机？因为这样可以带给你多种的优异性能。这种负静态余量是F-16拥有出色转弯能力的一个原因。当你试图评价F-16的时候第101号航空课程的内容已不再适用了（译注：第101号航空课程是美国空军的教学科目，课程名称是《美国空军基础教学大纲》）。我曾经看到《航空发展》上的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F-15的转弯性能要比F-16好的多，因为F-15的翼载荷要小的多。这也正是人们犯错误的地方，因为你已经不能够再用翼载荷来衡量飞机是怎样转弯的了。
让我解释一下这句话。由于F-16是静不稳定的，为了控制攻角尾部总是向上抬起来的（当你还处在亚音速的时候）。当你进入超音速的时候飞机的气动中心产生移动这时候F-16就处在正稳状态，与传统飞机相比让飞机保持给定攻角所需要的向下力矩就要小得多。因此，作用在飞机上的总的升力就要比作用在保持指定攻角上的多得多；所以，综合诱导阻力或者是配平阻力就降低了。任何种类阻力的减少都意味着更好的持续转弯能力和巡航性能。此外，F-16还在设计上利用了边条翼产生的涡流升力。这种涡流就是你在潮湿环境中急转弯时所看到的F-16背部两侧拉出的烟雾。它们可不仅仅是为了在航展上引来“喔...哈...”那样的惊叫声。
作为涡流升力作用的结果，机身上的蒙皮面积至少产生占总升力大小百分之三十的升力。如果你犯了与《航空发展》相同的错误用飞机的总重量除以相应的机翼面积，你会得出每平方英尺65磅的翼载荷。但是（这个但是的语气要非常的强烈），当你加上机尾和机身升力二者所有的贡献时，你将得到一个大约每平方英尺40磅的翼载荷。现在你可以说说二战时飞机的翼载荷。你现在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个别任务总结过程中你总是听到“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够占据那个攻击位置！”这样的话了么？呵呵！也许这就是能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某些原因。
正是这两种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们开始飞这架多用途战斗机的时候为F-16带来了值得我们称赞的与众不同的飞行品质。静不稳定飞机和比例指令飞行控制系统共同促成了一架无与伦比的战斗机！
在过去，我曾经提到过，某些很少提及的技术在建造F-16这样的战斗机时取得了新的进展。预告总归是预告，现在跟我来讨论一下如何不让战隼吓掉你的下巴。
我听过一个笑话抱怨飞F-16的时候缺少杆位提示。这个抱怨说对也对说错也错。杆位就在那里　——　事实上它的大小是如此的无法忽视（当你对比一下你飞过的飞机）以至于它们通常是最显眼的直到你对这架飞机有了一些经验。不考虑任何特殊的规则，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常见一点的内容。
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你花在F-16配平上的时间有明显的不同。这是飞行控制系统作用的主要结果。由于我们使用飞行控制系统人为地形成一架保持稳定的飞机，在我们增速或减速时配平的变化已经自动加以考虑了。由于重新配平飞机的需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不再需要下意识地用杆位提示来告诉自己我们已经改变了飞行速度。
同样，座舱盖屏蔽了驾驶舱里主要的气流噪音，因此我们可以不再依赖背景噪音的大小来告诉自己我们飞得更快了。风声的变化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原始的噪音大小更低一点（相对于犀牛那样的飞机）因此为了象杆位一样利用这一信号你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同样的道理直到你适应了驾驶F-16时的新感觉之前你也会觉得有点困难。这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你发现你飞到450节的表速，而你只想要250节的表速，或者是反过来。我很抱歉我这里没有比使用平显由飞机来告诉你到底你飞的有多快之外更加有效的办法了。确信无疑的是我绝不想再回到一架静稳定的在座舱盖下有一根带杆位的驾驶杆的飞机里去了。
我确实不想那样，但是，关于攻角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说，因此请集中精神。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从F-4改飞过来的人都很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即F-4会通过警报告诉你抬头过高，如果不是非正常的情况，就是你在增大攻角。F-16上也存在杆位缓冲区，但大小上只有F-4的十分之一。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你在沿着1到2度的攻角进行巡航的时候开始让飞机转弯。你听到或感觉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背景空气噪音增大了一点（这通常开始于6度攻角的时候）。你最有可能听到的是由前机身边条翼开始产生的涡流的声音。这种噪音慢慢增大直到你达到15到16度的攻角时开始出现主翼气流分离。边条翼气流冲击F-16其它部位的结果将带给你那种总是被描述为振动一样的声音。

虎头蛇尾

气流分离的原因是因为它遵循着我们已经熟知的规律，它在海平面上大约出现在15度攻角然后递减（随着高度的增加）直到40,000英尺的高度我们在9到10度的攻角看到振动产生的原因。对于相同的机身作用下攻角减少的原因自从伊卡洛斯开始一直没有变化（译注：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之子, 他用蜡和羽毛造成翼翅逃出克里特岛时, 因过分飞近太阳, 蜡翼受热后融化, 坠海而死。这里是引喻他为飞行先驱的意思)，在这里也并不重要。需要记住的事情是：如果F-16开始振动（不考虑发动机的原因），你就正在减速。如果你的速度不慢下来，F-16就不会失速。如果你有足够的空速，飞行控制系统不会允许你做任何可能进一步导致失速的动作。F-16变得容易出现失速的情况仅仅出现在你的速度开始低于200到250节（取决于外挂配置）的时候。但尽管这样，你还是有可能迫使它进入失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牢记的教训：即，注意观察振动的程度。如果你不想让F-16慢下来，就不要让它出现振动。没有振动的话F-16会飞的非常的好（记住静不稳定飞机和机身升力），如果需要的话，也不要害怕振动。只要记住把振动当成一个重要的杆位信息，你就不会在你的上级哪里变得出名（或者默默无闻）。
只要G值足够小，你可以让F-16飞出20到25度的攻角。但请不要忘记，要飞这样的攻角，你的速度会变慢。飞行控制系统在这样的空速下会没有足够的能力摆平这架静不稳定飞机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在低速时做出快速的俯仰或滚转动作，飞行控制系统会尝试尊重我们的要求。但它也会很快意识到控制面上的空气气流没有足够的能量阻止它刚刚做出的动作的惯性。这时候静不稳定飞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F-16还可以保持正常飞行。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并且知道你正在减速，你还是不会有任何的麻烦。把这个知识点好好运用起来并且小心翼翼地应对飞行控制系统所具有的极限。如果你可以在激烈的战斗中做到这样，这一飞行控制系统可以应对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且永远不会让你遇到麻烦。（绝不要害怕。这些问题处理起来的速度甚至要比和你交战的对手意识到的速度更快。）
除了将振动程度当作空速线索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关注　——　飞机的垂直飞行，或者近似于垂直的飞行。当你看到相关飞机材料估算出具有大于1比1的推重比时不要只想着享受垂直飞行的乐趣。写材料的人通常不会完全理解真实环境下相关的物理规律。举个例子，不考虑你曾经听过看过的故事，F-16并不能进行长时间的直接加速。对于这种情况，任何其它飞机也不可以。尽管F100发动机具有25,000磅级别的推力，但在它的有生之年绝不会看到25,000磅的推力。当你（1）扣除装配过程的损失，（2）认识到发动机可能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以及（3）按使用时间折旧计算常规推力级别，你会明白你并不具有所谓的F-16的推重比大于1：1的空间。因此，当你在剩下的推力上再加上每1000英尺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三的气温递减率，你会发现，当你飞到10,000英尺时，你只剩下材料上百分之七十的推力了。
现在要记住的是，在垂直爬升过程中，推力需要克服重力和阻力。你会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罢，你是不是需要在手里留下一点的推力？这不是只针对F-16。你正在阅读的内容适用于当今世界上飞行的任何一种飞机。在某种意义上说，F-16还是一种在未来几年中远远超出你们可能接触到的其它任何一种竞争者的飞机。任何一种。强调一下，不可动摇的一点就是不要慢下来。尽管在未来几年里F-16都可以保持比你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竞争者都要大的临界状态，当F-16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时你的飞行速度还是会越来越慢。无论你是通过高G或者是垂直爬升让飞机慢下来，如果你坚持继续做下去的话你将容易进入失速状态。集中精力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了解处在怎样一种的能量状态。如果你处于一种低能量的状态（低速），只要你平稳地接近极限你不会惹出什么乱子。
手册上给出的最小空速极限值是可以开始做最大限度机动的要求值。在这个最小空速极限值以下，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技术和小伎俩。如果你在不经意中发现你飞的比一号飞行手册中指出的极限值还要慢，事实上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只要好好地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平稳地控制你的动作，你完全可以飞回去。
我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样事还会发生），有些人没有能够像他们本应该做的那样在低速情况下平稳地控制飞机，于是发生了失速的现象。让我们来谈谈失速是怎么样一种情况这样你们就能够（1）在它发生时意识到它并且（2）假设在失速发展为严重螺旋时可以顺利改出。
究竟失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它与你们飞过的飞机完全不同（这个词还记忆犹新吧？）。如果还在寻找你曾经飞过的F-4或A-7飞机里的杆位暗示的话那对你来说就太不幸了。如果你正在通过观察机首摆动告诉自己快要失速了的话，那也太迟了。为什么？因为F-16的失速通常不是在水平方向上（机首摆动）而是纵向方向上（俯仰方向）。当你看到机首向左或是向右运动时，你已经进入了失速。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让F-16做剧烈的转弯使其减速或是垂直爬升以努力摆脱其它人的追击。无论是怎么样的原因，总之你的速度慢下来了。
现在假设你坚持向后拉杆继续让F-16做急转弯或者是在快速滚转的同时加上了最大限度的俯仰运动。你所做的一切就将引发我曾经说过的静不稳定飞机的负面影响。你已经将F-16飞到了或是会引发攻角持续增大的耦合效应的地步。在这种时候，空速的降低意味着姿态稳定器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控制住攻角。所以F-16开始失速。这不是一种严重的失速。记住，我告诉过你F-16不会失速除非你降低速度。如果你能够及时地给予飞机足够的能量就可以防止一次严重的失速发生，接下来你就也可以及时地给控制系统足够的力量阻止这次失速 —— 事情如何发展取决于你的决定。（因此这对于F-16的飞行控制系统与飞行相结合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理由）总而言之，飞机的失速性能良好。某些情况下，你甚至都不会意识到你已经失速了。
再说说前面提到过的特例。大多数外挂配置只有在你让F-16的飞行速度足够慢时才会失速。机首摆动通常不会出现在F-16身上。但是，就如同生活当中的某些时候发生的那样，没有绝对的事情。机首摆动会出现在携带300加仑机身中轴油箱，设定一号外挂配置，在35,000英尺高度的特定环境下，或者是25,000英尺高度带有机翼外挂武器或设置的时候。这些机首摆动只会在高亚音速范围内（换句话说，也就是0.88到0.9马赫的中等表速——比300节的表速低那么一丁点）当你在攻角极限值附近做滚转动作时才会出现。如果你是机首摆动这方面的专家之一，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松开驾驶杆让飞机自己恢复正常。如果保持原有的驾驶指令，机首摆动将转变成更经常提到的垂直方向上的俯仰失速。这种俯仰失速与低速情况下相比会更为激烈。但是，高速形成的剩余能量很快就会消耗掉，而后两种失速现象就会变得极为相似。
再回到关于俯仰失速的讨论上来。我前面描述的现象是一种攻角超出25度之外的题外话。飞行控制系统会试图保持1个G的条件下最大值为25度攻角和9个G条件下最大值为15度的攻角，但在这里并不重要。尽管每时每刻飞行控制系统都在尽职尽责，通过在达到攻角上限时加上滚转动作并在低速时突然拉起或者是通过加剧机首摆动，你还是可以强行要求F-16超出这一指定的攻角限制。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般说来你是不会知道的。一旦控制系统发现攻角大于25度，它将不理会你通过驾驶杆发出的动作指令并试图将攻角降下来。但如果你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非要让攻角超过29度，于是系统会在试图降低攻角到允许范围的同时，抵消任何的偏航现象。从大的方面说，在黑匣子降低攻角然后将控制权交还给你的若干秒钟的时间里你被排除在了飞行控制体系之外。你很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变得如此激动？因为，有些时候，F-16的自我调整功能会把自己调整到被称之为严重螺旋的境地。如果你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你确实是有些麻烦了。不幸的是，如果你真的计划让自己经历一次这样的经历，你只能坐在那里在接下来的惊心动魄过程中去探索究竟什么是严重螺旋以及如何让你的飞机重新飞起来。

虎头蛇尾

F-16的飞行控制
作者：乔·比尔·佐登 —— 资深实验试飞员
F-16现在已经大量进入现役了，我们原本早该让关于F-16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的那些传言停止流传了。要想完全了解F-16，第一号飞行手册是首选的起点。一旦你已经消化理解了它的内容，再看看这篇文章将有助于你填补一些空白。我的本意就是尝试澄清一些灰色区域并指明某些即便是你已经飞过战隼也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如果你试图用一句话来总结F-16，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努力用四个词来总结它，这四个词都是以字母‘D’开头，表示F-16是这个词代表的那样或者不是这个词所描述的那样。飞F-16不困难（not difficult），F-16不是离经叛道的那种飞机（not devious），还有F-16一点也不危险（certainly not dangerous）。F-16只不过是　——　与众不同（different）。如果你是一个研究飞行历史的学生（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资深中校），你可能会回忆起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喷气动力飞机开始取代螺旋桨飞机时许多由于紧张而湿透的手心。这种感觉来自活塞发动机与喷气发动机巨大的差异需要飞行员加以克服。是的，这种差异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旦你已经理解了F-16的实质，你会明白它和紧跟在它之前的飞机（比如F-15，F-14，F-4，F-8，MiG-21，幻影III，等等）之间的进步比F-80，F-84，F-9F 以及 P-51，P-47，F-4U当中任意两种飞机的进步要大的多。一旦你可以在你的大脑的核心记忆里植入这种不同，你将开始明白为什么F-16在完成某些事情的表现是如此出色而对于某些你让它从事的事情它又是无法完成。在这篇文章中，我说说F-16的飞行控制系统。后续的文章里会再分别聊聊F-16的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特性，还有驾驶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将会更加了解和欣赏这种神秘的‘电子飞机’。
飞行控制系统是‘电子飞机’这个绰号的来源。F-16里的飞行控制系统与任何一架你曾经飞过的现役飞机都不一样（再次强调）。这一点值得再重复一遍：F-16的飞行控制系统与任何一架你曾经飞过的现役飞机都不一样。
不同之处在哪？在过去，任何时候你移动驾驶杆（或者——但愿不会是这样——是操纵杆[译注：这里的操纵杆的原词是‘yoke’，个人理解可能是专门指运输机、直升机等非战斗机的驾驶杆，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没能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的无限同情]），你会在飞机控制面上得到相应的响应（只要你不超出系统铰链力矩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取决于飞行速度，重心，或者挂载配置，你得到的响应各不相同。这种现象不会在F-16身上出现。你只要想着你是在移动控制面。实际过程中，根据你移动驾驶杆的猛烈程度，电脑会定位控制面以产生你需要的滚转速率或是g值。举个例子，两磅的拉力或者是推力可以在600节表速时将水平尾翼移动0.2英吋。而同样是两磅的力量在180节表速时可以将水平尾翼移动6英吋。在某些情况下，两磅的力量可以将水平尾翼拉到死锁。在随便一个空速上，两磅的力量可以给你带来0.6个G。
只有在（1）飞机的全部重量落在支撑的机轮上,关闭开关（也就是说，你正呆在地面上）；（2）当你打开手动俯仰修正开关然后向俯冲推杆；或者是（3）在手动俯仰开关打开的状态下，飞机的攻角大于29度，然后你再拉杆时你的力量才是直接作用于控制面上。作为电脑决定控制面运动方向和大小的结果，在整个飞行包线内F-16对你相同的驾驶操作给你同样的驾驶反馈。这只是你将会看到的由于指令系统电子化带来的结果之一。
由于是黑匣子在真正控制F-16的飞行，我们可以指示它不要进行指定G值，攻角，或是滚转率的动作。除了在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之外它都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执行。这些例外情况正是为什么你可能曾经听过某些关于F-16的恐怖故事的原因。不过让我在后面再来谈这个问题。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正常反应：“我的飞机上不需要对G值的限制！如果我想拉10甚至是11个G，我不想被限制在9个G！”
现在，停下来好好考虑一分钟。尽管在某些场合下这是对的，但这样的场合也是很少见的。告诉我一种其它的曾经可以让你轻轻松松拉出9个G的飞机。在你思考答案时我可以等你。
在你思考的同时，考虑一下这样的场景：我们都用400节的真实空速向下垂直俯冲。你用10G拉起，而我用9G拉起。你将比我快一点大约在经过160英尺后恢复水平飞行。由于很少（如果有的话）有人有如此敏锐的感觉器官可以让其在开始拉起后的160英尺里（大约0.2秒）有更长的反应时间，9G和10G的差别很快就只剩下理论上意义。
这当然还有能量损失率方面的考虑。当你持续增加攻角以达到更大的G值，拉起动作有时会导致越来越大的空速损失率，正如在任意给定时间段里产生的平均G值要比你一开始就用小一点的G值开始（并且保持）要小的多。如果你深入到工程学领域，你会发现当前的限制G值非常接近于当前你所能得到的飞行控制系统技术和F-16空气动力学相结合的最佳值。因此，这一限制值所要保证的，是给出最大输入值时，飞机表现出的飞行性能也是最佳的。
对于F-16的G值限制，你相应地可以获得在操纵飞机时不用担心操作过度破坏飞机的好处。做为结果之一，这种飞机在机动初期所做出的动作令人惊讶。在惊人的短时间内，你可以获得比其它人所允许的更大的G值。并且你还可以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再加上一到两个G。如果你要在其它飞机上按这个节奏飞，你只能是让你飞的飞机成功散架。此外，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的攻角限制器不会让你把飞机拉到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攻角（在下面会更详细地讨论这点）。但是，在外部挂载方面它与你过去习惯的飞机没有什么区别。你还是必需在第一到第三十四号飞行手册上跟从前一样花大功夫。
由于战斗机历史上在高攻角和高滚转率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也要指示电脑在飞行包线的特定部分限制可用的滚转速率。这导致F-16只能在第首个90度的滚转中达到每秒324度的最大滚转速率，然后由于攻角增大或是气动配置改变（比如，三类挂载开关）的原因降低最大可用滚转速率。飞行控制系统要检查一系列的飞行参数并决定允许进行多大速率的滚转，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对它们一一举例。（相信我的话，尝试从整体上理解飞控制流程图就可以让任何人明白这个过程。）
在某些人告诉我我曾经听说过的一些事情之前（更明确地说，“我的T-38每秒可以滚转720度”），让我们开诚布公地确认一些事情。首先，那是一个假数据。T-38的实际最大滚转速率几乎只有这个数据的一半。就算是这样，它还只能是在最理想条件下的第三个连续的完全偏航的滚转时出现，并且由于实在是太快了而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取而代之，不妨这样考虑一下：F-16能和你所会遇到的任何对手同样迅速地压到90度坡度。尽管在飞行包线上的一些区域电脑将F-16的滚转速率限制在每秒100度，在相同的条件下，对于你可能遭遇到的对手，你还是拥有接近两倍的有效滚转率。任何第一次看到F-16盘旋的对手都会感到吃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显然当前限定的G值和攻角都不会影响你可能会遭遇的战斗。但在我们继续其它内容之前，我还要对这个与众不同的飞行控制系统说上几句。
回想一下这是一个比例指令系统，而不是那种你曾经飞习惯了的传动系统。在传动系统中，我们都习惯了速度改变时不同的响应反馈。因此，我们都成为了采样一族，通过检查我们自己还在控制着我们飞的飞机而让自己感到安心。我们几乎是在潜意识里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且如果没有人指出来就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习惯。当飞行速度降到下限时，我们试图验证我们还剩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完成降落。当我们飞密集编队的时候，我们脑海里试图验证我们还有足够的控制能力防止撞到长机。还有，因为所有的传动系统都有一个很小的死区需要我们克服，我们试图反复验证哪里是死区的终结哪里是控制起作用的地方以让自己心中有数。在一些飞机上，我们试图通过驾驶杆的圆周运动以期将静态摩擦力减少到一个很小的级别。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采样现象，但我们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做法。
现在，进入了F-16的机舱，在比例指令系统的良好支持下，只要飞机物理上能够飞行俯仰和滚转响应可以保持常量。再者，F-16只有很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死区。同样，由于我们不再机械地移动任何东西，也就不要再考虑静态摩擦力了。所以上述内容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你不想让F-16移动，就不要碰驾驶杆！这里的意思不是说F-16太古怪。正相反，它仅仅是一架反馈非常灵敏的飞机。克服验证的冲动否则你会得到成倍的反馈。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要求，但要改掉老习惯很难。所以要注意你飞F-16的方式。通晓如何运用你操作的驾驶杆并知道飞F-16难在哪里方便在哪里将会有所帮助。记住，如果一个修正动作是必需的话，不要害怕移动驾驶杆。但如果你不想让F-16移动，不要移动驾驶杆（也就是说，不要采样）。
明白到这个比例控制系统是双向性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移动驾驶杆，你会得到飞机的响应。但反过来说，如果飞机移动了而你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操作，飞行控制系统将会试图抑制这种移动而不需要你的任何干预。这一系统与某些你曾经在以前的飞机上看到的增稳系统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仅仅是在它更加可靠而已。要比你曾经见过的任何一个都强大。这套系统相当于一个800磅的大猩猩，而不是你在以前飞机上看到的小松鼠。你们如果有人用心研究过控制系统将会发现在其它飞机上曾经看到过这套系统的零碎部分。F-111（我们的另一种飞机）具有些比例系统发展过程中的轮廓。F-15特别是F-18分享了大量它的设计概念。但是，它们在飞行基本控制方面都没有达到F-16的境界。
其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F-16在高速和低空表现出极佳的飞行性能。一旦有任何的紊流对F-16形成了干扰，飞行控制系统几乎是你能意识到之前就会做出修正。这种自我调整的功能就是你在跑道上滑行时可以看到的水平稳定器产生大量的摆动。飞行控制系统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任何的输入，但它可以感觉到你在滑行道上滑跑时由于颠簸产生的移动。因此，你所看到的现象就是飞行控制系统试图‘摆平’滑行道的努力。这同样是为什么在你尝试做一个精确度数的点滚时不需要做任何修正动作来中止滚转率的原因。
这一自动调整功能的一个小缺点表现在上面谈到的滚转反向修正上。你会想起先前我们说过关于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与你之前使用的系统是如何的与从不同。在你完全熟悉这种与众不同的飞机之前完成一个流畅的滚转动作需要你集中全身上下的精神。你要做的仅仅是产生一点点的滚转初始量。由于F-16的滚转加速度是如此的出色，你在潜意识中会觉得，如果这样快、这样迅速地转下去，只要两秒钟你就要达到每分钟900万转的速度了。对此自然的反应是想要去降低滚转的速度。在传统的飞行控制系统上，我们只要减少驾驶杆偏移的位置。要实现这个想法，我们只要放松驾驶杆让它在自动回中力的作用下向中心位置靠近（换句话说，也就是副翼偏转量减少），于是慢慢地滚转速率就降到我们要求的程度；接下来我们再施加足够的力量将驾驶杆保持在新的位置。这个过程中我们松开驾驶杆的时间通常只不过是很短的一瞬间。而在F-16上，这样的动作就足够让自动调整功能停止整个滚转过程。（记住，你并没有直接操作控制面偏转的方向和大小。）滚转速率降低的过程同样也很快；因此你的身体和手有意识的伴随飞机运动的动作可能会在无意中在驾驶杆上产生输入信号。
直到在我们适应了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之前它都会导致一些十分糟糕的滚转动作。你需要做的是（1）学会用驾驶杆上细微的力量变化调整滚转速率并且（2）摆脱你以前形成的驾驶杆位置暗示。一旦你可以让自己自如地运用细小的杆力变化控制滚转速率，你就能够做出流畅的滚转动作。尽管控制力与滚转速率的比值是线性的但并不是一个常量。斜率曲线有两段截然不同的变化。这是为了确保飞机对微小的控制输入不至于太敏感，同时对产生最大控制量所需力量的要求也不至于太高。那些精力旺盛的工程师们同时还对小控制量滚转和大控制量滚转使用两种不同的滚转时间常数。所有的这些知道一下当然更好。但是如果你简单地注意一下你用来操作驾驶杆的力量大小，你也就能够在F-16上做出非常漂亮的滚转动作。
到现在为止我确定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问为什么必需使用这种截然不同的飞行控制系统。好的，这种自我调整功能就是F-16使用这一飞行控制系统的主要原因。它允许飞机设计上使用全新的和截然不同的空气动力学原理。在下一期的内容中，我将说说这些理论。

独狼

风牌575哪去了？
8月到12月都没写半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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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蛇尾

中俄联合军演----不能不说的事实真相

香港某卫视台，是这次联合军演宣传报道十分活跃的媒体之一。中俄联合军演正式开始后，该台更是全程跟踪报道中俄两军动态，开辟了“某某前线专报”、“双雄演义”等视听栏目。正是这样一家电视媒体的个别记者，无视中俄两个大国军事演习新闻的严肃性，臆造出什么“中方雷达未探测到俄方飞机，俄空军编队被迫返航”的不实新闻，严重伤害了中国空军参演部队的声誉，引起空军雷达兵参演部队广大官兵的极大愤慨。演习的硝烟虽己散去，但作为此事的主要当事者之一，我感到有必要将事实大白于天下，以正视听。


　　这是某卫视的报道。现全文录下:
　　俄空军参演4架军机安全抵达青岛
　2005年8月12日22：45
　　凤凰卫视8月12日消息参加俄中“和平使命-2005”军演的俄空军受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参加中俄“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的俄罗斯军用飞机4架全部安全降落中国青岛军用机场。
　按照军演计划，8月11日俄空军编队4架战机将在午后抵达青岛的流亭机场。俄空军编队进入中方领空后，机场上空云层太低，并且伴有浓雾，中方的雷达未能探测到俄空军的飞机。俄空军编队被迫返航。
　按照军演计划，飞往流亭机场的俄空军飞机，包括1架苏-27SM型战斗机、1架苏-24型前线轰炸机、1架A-50型预警机、1架伊尔-76型（原文如此）空中加油机。
　8月12日俄空军编队再次从俄国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起飞，安全降落中国山东半岛机场。



　　这就是某卫视的报道。其中主要有三个不实之处：一是当时是5架飞机而非4架；二是说中方雷达没有探测到俄机纯属子虚乌有；三是俄军飞机根本没有返航，而是延误后安全降落。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我仔细查阅了自己在演习期间撰写的“军演手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8月11日，按中俄双方协同计划，俄空军8架飞机从两个方向进驻青岛流亭机场。新西伯利亚方向托尔马切沃机场起飞5架飞机，分别是3架伊尔-76、A-50预警机、伊尔-78加油机各1架。海参崴方向克涅维奇机场起飞3架，分别是苏-24M2、苏-27CM、伊尔-76伴飞指挥机各1架。原定这个方向的飞机上午8点20分左右起飞，约10点钟到达流亭机场。但因青岛地区天气不好，改为下午2点起飞，4点左右到达流亭。
　　下午3时半左右，两个方向的俄飞机编队陆续到达青岛上空。为使俄机顺利降落，我方已对流亭机场实行净空。按照双方约定，俄方飞机由俄方实施指挥。俄空军塔台指挥人员已进入指挥位置。雷达情报连续、准确。从新西伯利亚方向来的3架伊尔-76顺利降落。考虑到小飞机续航时间短，俄塔台指挥人员令从海参崴方向来的苏-27CM先行降落。这时，由于从海上飘来片低云，俄苏-27飞行员下降时没有对准跑道，只能拉起来复飞。这下把俄塔台指挥人员的计划全打乱了。只见俄空军5架飞机一会升高一会降低，在青岛上空兜起了圈子。看到这种情况，我问同在潍坊中俄空军联合指挥部的航行管制处某处长是怎么回事。他马上拿起电话询问在流亭机场的中方航行管制人员。得到的答复是，俄方塔台指挥员满头大汗，可能是调配上出了问题。见到这种情况，我立即打电话到雷达某旅指挥所，找到正在实施指挥的某旅长，向他通报了发生的情况。并告诉他，现在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要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一定要加强雷达的全面监控，精测密报飞行诸元，确保俄军飞机安全降落。此时，连续、准确的雷达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流亭机场塔台。经过俄方人员的努力，5时20分左右，按照苏-27CM、苏-24M2、伊尔-76、伊尔-78、A-50的顺序，俄空军战机依次安全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整个过程比原计划晚了整整50分钟。俄方飞机安全落地，标志着俄空军直接参演的战机全部安全转场完毕。此时，潍坊中俄空军联合指挥部响起一片掌声。中俄双方指挥人员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就是香港某卫视所谓“中方雷达未探测到俄方飞机，俄军战机编队被迫返航”的全部事实真相！
中俄联合军演结束后，俄空军部队到底表现如何，其状况怎样，是众多网友十分关心的问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亲身经历，拟将此问题发个系列帖子，供广大军事爱好者参考。本文己做脱密处理，为开篇之帖。

　　俄空军从8月9日进驻到27日离开，总共在我境内驻训、参演19天。期间，我们接触了俄空军将军、机关参谋军官、飞行部队人员等，多次参与中俄空军双方进行的每日例会。尤其是与俄空军指挥班子在双方空军实兵指挥所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使我们能从近距离观察、了解俄军的基本状况。短短十几天的接触，不敢妄谈对俄军的总体评价，只能以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谈谈对俄空军的一些初步印象。
　俄军军官综合素质较高
　与我们共事的大多数俄空军军官，言谈举止充满自信，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给人感觉修养良好，颇具泱泱大国之风范。同时也觉得俄军官为人坦诚，与其协调，共事不难。
　与他们聊天时得知，俄军军官都是从军事院校毕业，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良好的业务能力。对于军人来说，“拳头”是共同语言，对方素质如何相互接触中就可明显感觉出来。有一件小事给我印象深刻：8月16日俄军首次飞行，我向俄空军驻潍坊片部队参谋长奥列格上校索要俄飞机机号。当时我与他面对面坐着。我把纸递过去之后，只见他在上面“唰唰”写起了阿拉伯数字的反码。7架伊尔-76的机号用反码写得整整齐齐。当过参谋的军官都知道，写反码是年轻参谋最基本的业务技能。到了这一级职务还能熟练应用，可见基本功之扎实。这样的军官令人钦佩。他不知道，我把他写过反码的这张纸，当做珍贵的礼物保存了起来，一方面激励自己要见贤思齐；另一方面也要用这个典行事例教育我们年轻的参谋军官。奥列格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对我国取得的成就由衷地赞叹。他的军装里边还别着我们现在都很少有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
　俄军官文化素养也比较高，他们的即兴演讲水平让我感受颇深。据说，他们的初级军事院校里都开演讲课。富有激情的演说，在战时可以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在平时可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提高交流、沟通的效率。8月21日下午，中俄空军进行联谊活动。那天恰好又是俄罗斯航空节。按照安排，联谊活动开始前，有一个简短仪式。双方各派一名少将衔军官致词。我方军官发言时，只见俄空军少将阿列克谢延科拿出笔来，写着什么。轮到他致词时，站起身来，脱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由于是应景即兴之作，受现场气氛感染，演讲效果非常好。在俄军转场进驻期间的一天，俄军飞机安全降落后，一名军官走到了指挥所中央，无拘无束，侃侃而谈，发表贺词。中心意思是表达对中方的感谢之意。据我观察，这并非是俄军事先安排好的仪式，而完全是情不自禁、水到渠成之作。宴会上的祝酒词，更是俄军官的强项。当我空某师飞行员宴请俄伊尔-76飞行员时，俄方每一位祝酒人员都要站起来发表一通激情演说，使宴会气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本来可以2个小时结束的宴会整整用了5个小时。 　　
俄军十分注意军官队伍年轻化。他们校级军官最高服役年龄为50岁；少将、中将衔为55岁；上将以上为60岁。俄军对这项规定执行极严，年龄到杠必须退休。若要延长，须经总统亲自批准，且每次只能延长1年。若要再次延长，必须再次报批。由于种族关系，俄军官看起来面相偏老，但实际年龄不大。这次联合军演，俄空军最高指挥官、俄空军航空兵参谋长马拉希茨基中将也只有52岁。俄军官任职经历比较丰富，高层将领都在作战部队任过相应职务，许多人具有在阿富汗、车臣参战的经历。这次参演的俄空军军事运输航空兵作战与训练局局长阿列克谢延科少将，就曾在来潍坊的俄空军伊尔-76所在团当过团长。这个团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来参演的一名飞行员曾冒着塔利班的炮火在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保护了在机上的百余名各国观察员，因而荣获前苏联英雄称号。俄国防部作战组组长、陆军副总司令、中俄联合军演俄方导演部总导演莫尔坚斯科伊上将的军旅成长轨迹，是俄军军官的典型代表。莫尔坚斯科伊，1950年7月21日出生在俄布良斯克州，现年55岁。1971年毕业于塔什干高级坦克学校；1982年毕业于马利诺夫斯基装甲兵学院；以后又进入总参军事学院进修。从坦克排长干起，历任连、营、团、师长。1996年任北高加索地区六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99年8月参加第二次车臣战役。在该战役中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率领部队消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绝大部分有生力量，车臣局势得以控制。2000年3月2日被任命为六十七军军长，2001年2月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2001年10月，被任命为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2002年5月授陆军上将军衔，2002年10月出任俄陆军副总司令，分管教育和训练工作。
　俄军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在军内活动。由于大多数官兵信奉东正教，所以思想工作和心理问题由牧师来疏导。随俄空军参演部队来潍坊的这位牧师，看起来年龄不大。每次俄伊尔-76飞机起飞之前，他都要进行祈祷。但这并没影响他们的军官爱国敬业、爱憎分明。军演期间，不断有美侦察机前来侦察。每当此时，俄军官就问我们：“中国的按钮在哪里？”并在桌子上反复做按按钮动作。看起来他们对美国敌对情绪很深。然而，谈到本国总统普京，俄军官纷纷伸出大拇指，表现出赞美、崇敬之情。普京总统主政后，狠抓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防预算从1999年的47亿美金提高到2006年计划支出240亿美金，是他上任时的5倍。近几年来，就俄普通军人而言，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福利待遇的大幅提高。同级军官相比，过去他们的工资低于我们，而现在已大大高于我们。在普京总统的亲自督导下，俄政府专门制定了军人社会保障改革纲要。根据该纲要，到2010年，军人的收入在现在基础上将再增加60%至100%。普京在视察北方舰队时说的一句话：“军队没前途，国家就没有前途！”已深入俄罗斯军队官兵之心。对这些情况，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层次地思考。
俄军随机应变能力不断增强

　　演习之前，曾看到一些外电评论，说是俄军传统上比较呆板、僵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而中国军队历来讲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军队联合军演能否协同到一块持怀疑态度。在军演中，从我们与俄空军将领及参谋军官接触的情况看，这种状况前苏联时期可能存在，但现在已经是俄罗斯进行时，情况己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眼前这支俄罗斯军队，无论从作战指导思想、体制编制到人员构成，都有天翻覆地的变化，若再持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仅举几例。


　　双方空军指挥班子在潍坊协商时，马拉希茨基中将提出，你们的操场建得不错（指空某师运动场），要把双方飞行员都集中到这里进行一次协同，统一下达任务。他的意思是把驻在潍坊等几个机场的中俄双方飞行员和指挥人员都叫来，按照双方出动计划，在操场排好队，举着牌子进行地面协同。这是一种空中协同作战地面训练的最原始方式。对此我方指挥员指出，不用这么协同了，我们可以采用更为直观、更为简练的网上推演。据我在现场观察，马拉希茨基对这个提议面无表情，感到茫然。不知是他未听明白还是没有这个意识。后来，经过在指挥所自动化设备上给他反复说明、反复演示，并在俄军8月16日首次开飞中加以验证，他终于接受了这种训练方法，主动提出不再采用集中大协同方式。由此看来，俄空军在多机种、大机群飞行训练中，仍保留着最原始、最基本的组训方式。另外，从俄空军指挥机关参谋人员来看，手工作业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我没见到他们带有笔记本电脑和活动硬盘之类，所有的作战计划、飞行航线全都手工标绘在地图上，领航人员还带着我们已极为罕见的人工计算尺


　　演习的最后一个科目是强制隔离作战。按计划，双方各出动5架伊尔-76空投装备和伞兵。俄作战条令规定，空投、空降之前，必须派飞机侦察空降场天气。然后根据天气情况定下作战决心。所以，在他们的计划中先派1架伊尔-76飞机侦察天气，5分钟后大机群才临空。我方则认为，在空降场有专门的气象保障小组提供实时气象情况；在指挥所里各种气象资料齐全，天气趋势一目了然，没有必要再侦察天气。从观摩角度考虑，飞机侦察天气到大机群临空有5分钟的空闲时间，不便安排其它演习内容，会造成观摩现场冷场。所以，我方建议俄方取消天气侦察。俄方则以“战斗条令规定”为由未同意。直到中俄第五轮磋商结束，此事仍未有结果。俄空军8月9日进驻之后，马拉希茨基中将亲自考察了潍坊空军联合指挥所和潍北空降场，并派他们的气象军官了解了气象保障情况，消除了疑虑和担忧，对中方提供的气象保障感到满意。在8月12日中俄双方空军组织的协同会议上，俄方同意取消气象侦察任务，以使演习更加紧凑。


俄空军指挥人员在观看了中方空军的单方演练之后，感到观摩效果不错。为了突出观赏性，俄方主动将自己的计划做了部分调整。图-95MC双机模拟突击高度由6000-6300米调整为3000-3300米；图-22M3突击高度由3000-3500米调整为2400-2700米。空中阅兵，除伊尔-78为我2架苏-30模拟加油，高度400米通过阅兵台外，其它俄军飞机高度都调低到200米通过阅兵台。俄军还主动提出，为安全起见，将苏-24M2飞机第二次进入时发射X-59空地制导导弹改为空投AБ-250炸弹4枚，主要原因是苏-24M2发射X-59空地导弹尚处试验阶段，不具备实弹条件。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现在俄军也深谙此道。

大海

法新社报道，据来自美国军方的消息称，4名美军士兵今日在伊拉克遇袭身亡。

　　其中两名士兵在巴格达西南巡逻时与武装分子发生冲突并被打死，美军发言人称这两人当时正在一个交通控制站，他们遭到一辆汽车上的武装分子枪击。

　　第三名士兵是在巴格达巡逻时遭遇自制炸弹袭击身亡的，第四名士兵则是在巴格达西北的检查站遭到枪击。

　　截至到12月8日，美军已有2138名士兵在伊拉克死亡。

虎头蛇尾

平可夫：两岸军购竞赛的幕前幕后  

中国大陆不声不响引进潜水舰、导弹等，台湾朝野为军购问题争论不休，成为最大的「军购政治」。台湾缺少超越党派、以国家利益最为优先的思考者。十年后台湾将不再有有效的国防，中国大陆将进入真正的军备强化时代。

乱扣帽子、「政治挂帅」、打棍子是中国文革时代的典型做法，但是目前的台湾进入了凡事讲政治的时代。军队、政府机构内部，对特别预算军购问题的态度直接成为最大的「军购政治」，稍有偏差的看法，就可能与「通中国、卖台湾」或者走向另一极端的「具有急迫性贪污、K钱倾向」等等帽子联系起来。
美国总统布殊在二零零一年就宣布出售十二架P3C反潜机和八艘潜水舰、爱国者三型导弹，但是直到三年以后的二零零四年，行政院才得到来自国防部的呈报，因此被泛蓝阵营认为国防部人浮于事。而国防部的说辞是的确有为难之处，那就是潜水舰的建造费用、技术等诸多问题存在不定因素。当初这项特别军售案计划耗资六千一百零八亿台币（约一百七十九亿美元），据说预算使用期在十到十五年之前，平均每年分配十七点九亿或者十一点九亿美元。

就在台湾朝野一切政治挂帅的几乎同时，中国大陆不声不响地也在二零零一年向俄罗斯订购了八艘最新型改良KILO636M柴电潜水舰，如今根据建造日程表，二零零五年底将全部交付中国。「中国人要求急迫啊，我们三个造船厂连周日都不休息地赶工建造。」俄军事工业界的消息来源如此表示。的确，当笔者今年八月前往圣彼得堡「海军上将」造船厂观看时，两艘完全竣工的KILO636即将准备出海海试。

中国加强对俄军购

也就是在台湾朝野激烈争论是否需要爱国者三型地对空导弹用于防御中国大陆地对地导弹攻击，而且整个项目被缺乏执政经验而多此一举的「公投」所否决、束缚的同时，二零零六年中国空军将从俄罗斯得到八套最新式的S300PMU2地对空导弹。与目前中国军队使用的S300PMU1所不同的是，PMU2兼备了同时攻击飞机和地对地导弹的能力，而PMU1专门对付飞机。笔者不得不佩服中国大陆军队的远见，的确是大国，考虑问题具备战略眼光。台湾秘密发展中的地对地导弹目前还未配备实战部队，中国大陆已经在考虑对应措施了。

再说到特别军购预算，即使以当初的六千一百零八亿台币计算，十年间分别支出也不超过十八亿美元，目前这一预算已经一减再减，后缩减到四千八百亿台币，尽管如此，整个预算案在立法院已经遭到了三十三次封杀。而中国大陆在同期却进入了装备生产、进口的高峰期。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仅仅每架价值三千八百万美元的Su30MKK/MK2系列多用途歼击机就购买了一百架、其他装备包括每艘接近三亿美元造价的 KILO636M潜水舰八艘、至少十四亿美元的两艘「现代」级别驱逐舰、十亿美元购入新一批S300PMU2地对空导弹、十亿美元购入俄式作战系统用于 052B、051C型导弹驱逐舰、同期一百零五套国产化J11战斗机的组件进口费用至少二十六亿美元。总额达到一百二十二亿美元，平均每年达到二十亿美元！这里还不包括其他小件武器的进口以及向乌克兰、白俄罗斯进口以及维修武器的费用和向法国、德国进口潜水舰、水面舰动力系统的支出。

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从未否决过什么「中国军购特别预算」，它甚至不存在。只有在危机的时刻，才看出*政府与民主体系的优劣性。

笔者以第三只眼睛看待台湾的国防问题，认为依照台湾国防目前发展的趋势，目前该做的事情如果继续拖下去，在十年以后台湾将不再有有效的国防。原因很简单，十年以后台湾国防面临的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多、更棘手，届时F16战斗机的发动机、航电系统改良、新的水面舰性能提升等等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迫切。而目前台湾国防所处的表面优势，只不过是在吃*时代和民主政治初期积累的老本而已，情况及其类似苏联崩溃之后的俄罗斯，越往后走，「苏联效应」越低，俄罗斯国防的破绽就越多。台湾、俄罗斯国防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已经非常相同，诸如弹药库爆炸、战斗机因为缺乏零件不能有效动弹等等问题都已经说明国防的基础正在受到侵蚀。

反观中国大陆，笔者谨慎提请美日台当局注意，目前的新式装备更新活动仅仅具备试验的特点，小试牛刀而已。在这一过渡期完成之后，中国真正的军备强化时代是在未来十年以后，届时，军事技术上通过目前的消化、摸索将会走上轨道，而依照目前官方公布的军备发展速度，二零一五年中国的军事预算就将超过一千亿美元。

为何「特别军购预算案」在台湾迟迟不能通过？笔者分析认为主客观原因如下。就主观原因而言，首先，一切政治挂帅破坏了台湾的社会风气，类似以色列、日本人那样的超越党派、以国家利益最为优先的思考者太少。在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的时代，整个社会实质上是更加「中国化」的思考方式，始终把个人、小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把军购预算案与其他的政党之争，诸如清理党产等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就是无视国家利益的标志。因此，台湾成为一个没有战略的社会。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远景规划与谋略」，而所有党派的视野都限定在零八年的大限。连「急迫性贪污族」也把大限设定到了这一时期，因此台湾的战略视野纵深只能看到零八年。

其次，与中国大陆当年的文革相同，政治挂帅的结果，造成了社会认同意识的分化，进而产生官民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剧增。台北无数的计程车司机几乎无人对笔者表示支持军购，多数人会把军购问题与过去军购所出现的贪污事件，尤其是几宗大军购的回扣事件联系起来。而且近年来的经济不景气，促成国民生活下降，「国民党时代贪官吃酒肉，庶民还有肉汤喝」，如今是「贪官大吃大喝，草民连肉汤都没得喝」的时代，谁还会对军购有兴趣？因此，现行的国防政策没有深得人心！

台湾军备出现认同危机

同样是政治挂帅的原因，与十年前相比，台湾民众说话的「政治用语」大大增加。凡事都加以政治化，而且出现认同危机。在辩论军购问题的过程中，两位战略学者甚至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用「你们总统」的说法，出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国民」的现象，军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于是出现了非常奇观的现象，爱国者三型导弹、潜水舰的案子是国民党时代就订立的购买计划，到了民进党时代，原来的立案者成为反对派。

再有是美台之间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在购买潜水舰的问题上，台湾国防部向立法院提交的潜水舰案子以二千吨级别为规划目标，包括劳力、原料、组件、系统、海上测试，每艘潜水舰的造价达到六点五亿美元！众所周知，目前国际上二千吨级潜水舰的普通价格控制在三亿美元以内。社会问题分析家李志德认为以如此高昂的价格而中船公司却得不到任何技术转移，单纯的买卖费用达到这一数字，的确让人难以接受。《联合报》首席军事记者卢德允认为日本以再高昂的价格购买爱国者三型导弹，得到的是技术转移，在日本本土制造，而台湾却要全部向外砸钱？

因此，爱国者三型导弹在未来三年内获得立法院通过特别预算审核的可能性已等于零！目前在立法院存在另外一种考虑，那就是把爱国者三型的预算并入年度军费中。但是国防部认为，这样做将使其他武器采购计划拖延十年以上！

在美国方面，开始出现焦躁不安的指责，甚至公开威胁「现在不买，今后就没有了」、「美方也不会再全力协助台湾防卫」等言论。除了公开的压力之外，太平洋战区近期还出现了台湾没有必要买潜水舰的意见。较为公开的理由是潜水舰作为进攻型武器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军备扩展，私下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战时台湾潜水舰考虑误击美国舰队。

美国对台不信任增加

事实上，笔者认为这种论调出现的原因只有一种，那就是美国对台湾的不信任感在增加之中。按照上述理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最大盟友日本也没有必要发展水下潜水舰队了！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不愿意提供台湾所掌握的中国大陆海军水面舰、潜水舰的声纹情报，而潜水舰作战识别敌我的主要手段就是声纹资料对照！

最后军购计划迟钝的最大客观原因当然是军费。军备竞赛就是军费竞赛。而台湾已经在十年前就开始丧失与中国大陆军费竞赛的主动权。相对于年年增长的中国大陆军费，今年已经达到三百亿美元，台湾的军费却在年年减少，目前所编列的二零零六年军事预算只有七十八点九六亿美元，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二。中央情报局在二零零四年声称同年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占GDP的百分之四点五，台湾为百分之二点六。因此，近来美方要求台湾应把军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至少百分之三点五。

上述三项武器该不该买？日本研究中国军队问题的第一人平松茂雄教授认为，如果台湾不强化水下作战力量（潜水舰），战时将会加大日本、美国的负担，因此主张台湾应该以某种方式获得海上自卫队退役的P3C反潜机。

目前看来最有可能以分割方式优先购买的项目是P3C反潜机。军事工业界的消息来源声称台湾军方已经选定了十二架退役的美方二手P3C，一旦四百亿台币预算到手就可以接收。这是三大武器军购案中花费最少的一项。但是在立法院有人认为十二架的数字太高，八架就足够了。笔者认为十二架都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少得可怜。

众所周知，冷战年代日本海上自卫队保持了一百架P3C反潜机的阵容，基本上是以一架P3C对付一艘苏联太平洋舰队潜水舰而考量的。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同时生产两种柴电潜水舰的国家，039A和041潜水舰在未来二十年的配备数量至少都会达到二十艘，这是最为保守的估计。加上KILO636和新一代的 093型攻击核潜水舰，现代化潜水舰的数量可能达到四十艘以上，这一阵容就连日本目前都感到莫大的压力！依照台湾海区的反潜规划，台湾本岛东、北、南海域三个作战方向一共可能划分出六到十二个反潜海区，以十二架反潜机的计算方式，三个作战方向平均只能分摊四架，其中一架用于维修的话，只有三架P3C进行二十四小时作业。每八小时只有一架P3C在一个作战方向执勤！此外，P3C的使用不完全是反潜，海上监视、巡逻甚至反舰的任务依然繁重。

至于爱国者三型反弹道导弹系统，由于弹道导弹拥有比拦截弹更高的速度，而且目标极小，在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时候，爱国者三型弹的防御能力的确带有疑问，首先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就可能成为对方的首轮攻击目标。

导弹拦截成功率受质疑

俄罗斯捷尔仁斯基军事大学教授V.贝拉乌斯少将告诉笔者，依照人类目前所拥有的技术能量，弹道导弹防御的理论有效性不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实际上会更低，他分析认为海湾战争时期早期型爱国者导弹对头体不分的「飞毛腿」弹道导弹的拦截成功率被大大夸张，实际成功率不超过百分之四十。

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笔者在采访最为关心的就是弹道导弹拦截的问题。在多哈的采访过程中，美中央军司令部消息来源对笔者表示战争前期，伊拉克一共发射了十二枚地对地导弹，它们是射程一百公里级的ASAMUD和ABILIL两种型号，其中八枚被「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拦截，其他一枚在发射后随即爆炸、两枚坠落沙漠、一枚坠落海湾。可见「爱国者3」的拦截成功率并没达到百分之九十，而且这只是伊拉克的弹道导弹技术。

整个导弹防御成本比开发弹道导弹自身更加昂贵，一个单纯的疑问是在台湾部署的三百枚爱国者三型导弹打完之后怎么办？五角大楼声称中国就在目前已经在台湾海峡部署了七百枚地对地导弹。既然如此，日本为何还购买一百二十四枚爱国者三型弹？理由很单纯，爱国者导弹已经成为政治武器，因此，日本购买的是建立「亚洲北约」需要的政治保险和情报联网技术。后者才是台湾更需要的。

至于潜水舰该不该买？应该没有疑问。笔者认为，最终极大的可能性将是美国直接为台湾生产。从二零零一年开始，笔者不断对欧洲各个厂商进行了采访，结局到了欧洲厂商甚至不愿意多提及这一问题的地步，来自中国的压力巨大，几乎已经不可能由任何欧洲厂商直接建造。

为赢得民间对军购的支持，民进党政府近期开放了一系列的基地给民众参观。稍早之前，笔者到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外拍照，为安全起见，笔者每到一国拍摄基地照片总是要首先向基地人员询问是否可以拍照。没想到横须贺基地的守卫竟然说：你怎么不早来？每周末我们都开放至少一艘舰艇给民众参观。我遗憾之际询问哪里可以拍摄基地的另外一侧，守卫于是告诉我应该到什么地方。

在加拿大，军事迷想要拍摄战斗机起飞，还可以询问机场人员的起飞时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防」，纳税人必须了解他们的钱花到了何处。最为可怜的是中国大陆军迷，前不久发生了一名军迷因为拍摄战斗机起飞而被判刑一年的事件。

花莲基地装备最齐全

花莲基地驻扎空军401连队，装备F16战斗机。这一基地的任务是全军中最为繁重的，因此装备最为齐全，拥有空射鱼叉反舰导弹、AIM120C主动雷达诱导空对空导弹、电子侦察吊舱。换句话说第401连队既要完成反舰，还要完成以最先进的AIM120C空对空导弹夺取空优，还要完成战术侦察，必要时还要实施对对岸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攻击的繁重任务。因此飞行员的训练在基础科目完成之后，各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侧重。
近期还在花莲成立了F16假想敌部队，专门用于模拟Su27SK的战术。不过笔者认为Su27SK在机动性方面依然好过F16，因此日本航空自卫队才考虑是否直接进口数架Su30MK用作假想训练。在四架F16的起飞过程中可以发现，台湾飞行员的训练方式完全是北约式的。整个起飞过程乾净利落，两名地勤人员负责一架飞机，不像中国大陆的Su27SK，一架飞机配备六七名地勤人员，尽管采用人海战术维修方式，飞行事故依然比台湾高，而且一九九六年的军演图像显示，起飞之前的Su27机场人山人海，乱哄哄。

与飞行员的交谈也感到十分类似加拿大空军的飞行员，态度开放。「我们每月飞行十五小时，都有超飞，因为任务繁重」，F16飞行员自我介绍。因此，台湾 F16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可能超过加拿大空军CF18飞行员的年均一百五十小时标准。在谈到对岸飞行员的素质时候，F16飞行员介绍说他们飞行方式非常呆板。的确，近期在台湾海峡上空的活动更加频繁，但是双方都依然隔得很远。双方都用明码通话，因此彼此能够被监听。

花莲机场建设也比中国大陆合理。混凝土加固的机堡以四十度角直接修建在跑道旁边，紧急起飞的准备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中国空军的大多数Su27SK只停放在简易型「一线保障」机棚内。不过笔者认为在中国空军配备JH7A和激光制导炸弹之后，花莲基地那样的混凝土双机机堡抗炸能力已经不足。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笔者看到了以钢质结构修建的单一机堡，而且设有大门。俄式机堡的大门厚度达到接近一米。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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