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军事知识专贴-武直十高清大图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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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军人如此看亮剑

本文要说的是当前我军指挥体制上的弊病。
　　刘伯承元帅讲：集中指挥打死猪、分散指挥打野猪。
　　
　　　　《亮剑》中高潮片断：李云龙部遭袭后，李急于复仇心切，加之与上级机关联络困难，未经请示报告，即迅速收拢部队，以不足万人孤弱之旅，突袭守备坚固的平安县城，未料想牵动整个晋西北乱局，引爆链式连锁反应，前后卷入敌我顽十几万兵力大战于平安县城之下，予日军以重创，极大振奋了我军心民心。
　　
　　　　笔者曾在基层团队服役，曾亲眼目睹所部战士因翻车起火爆炸而牺牲，两人当即毙命，另一人大面积严重烧伤，苦熬至第二天日出时断气，其状惨不忍睹，奔丧家人嚎哭震天。遂先骂军车质量不过关，薄板式的油箱一擦就炸，后又骂部队领导瞎指挥，只图给地方拉货赚没良心钱，不顾战士生命宝贵。后得入大机关，某日再遇类似事故发生，乃为空降军某部官兵一死两伤，其中两名重伤员需急送军方专医烧伤医院才可救治，以车辆运送则伤员生命不保且距离远时效慢，故请调陆军直升机。然基层部队官兵权限十分有限，动用直升机谈何容易，必经层层请示上报，且空降兵属空军兵种，想调用陆军直升机，需跨军种协调，又要多出Ｎ个关口。
　　
　　　　笔者当日担负值班，事故发生近五小时后方接到请示文电，阅后知人命关天，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急送大区首长，同时告知陆航部队备机待命，后经批准再次层层下达命令，如此一来一回已用去了六个小时，要知道对于重度烧伤病人来讲，这六个小时对其来讲几近痛不欲生。按照陆航部队战备直升机出动的时限要求，一般在接到命令后一个半小时内可出动，也许我们的陆航飞行员可以争分夺秒，但将伤员送至烧伤医院，至少也在八小时以后。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两名战友的后来情况，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接收报告后，以最快的速度送达首长，只是对得起良心，我不希望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两具血肉模糊的躯体，那是两个活生生的战士，乃叹：天地间，人为贵。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只为救治两名伤员，只是调用一架直升机，以十万火急的速度，也需要八个小时，不知李云龙生在当代，会作何感想？
　　
　　　　中国军队的指挥体制，本原乃是引自前苏联机械化军队体制，一以贯之的统帅部、战区、军师旅团，由上到下一根筋，乃是一竿子插到底，遇事是层层上报，批准后层层下达，多年的照抄照转、请示报告。如此军师旅团的金字塔式树状指挥体制，指挥层次多、中转环节多、协调因素乱、指挥效率低，打起仗来是顾得了头就顾不了屁股。
　　
　　　　从这次中俄联演来看，别看.子穷，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虽然军费投入严重不足，武器失修、待遇低微、士气低落，可军官整体素质仍较高，体制并没有伤筋动骨，指挥方式简便有效，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协调起来得心应手，苏联军队的灵魂犹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年我们跟.子只学到了其指挥体制的皮毛，即军师旅团的编制形式，可其中的精神内涵却是知之甚少。
　　
　　　　要知道如果苏联军队当年只有笨拙的集中指挥，如何能打赢卫国战争，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踩在脚下，要知道苏联军队在战前刚刚经历过大清洗，元帅、将军几乎被肃反殆尽。但只要体制优化，军官杀了还可以再选，兵打光还可以再挑，最终苏军还是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当二战临近结束，百万苏军越过边境出兵东北时，我们看到的已是摧枯拉朽的机械化钢铁攻势，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号称日军最精锐的关东军溃退如潮水。还原卫国战争的本来面目，除了斯大林统帅集团的坚强意志，更在于中下层军官的机动灵活、自主大胆，集中指挥只有根植于分散指挥之上，才能得获不竭之战力、不朽之灵魂，方能言聚气合力、并力一向、所向无敌。
　　
　　　　反观我军，也就是在文革前期，指挥体制还算是简便有效，那时指挥机关尚未臃肿，高中级将领大多资历老、魄力强，不怕事、不避责，且久经战阵，不喜好搞假大空的形式主义，不喜好搞来往繁琐的公文电报，不喜好搞庸俗的文山会海，没事下部队随处走走看看、随意吃个碰饭，对部队情况掌控明了，遇事召集大家开个现场会，盘着腿往桌上一坐（很多年后台军仍以桌子当板凳来笑话共军土八路作风），当场拍板、说干就干，高兴了撒上一圈烟吞云吐雾，生气了就摔茶杯掼帽子，但土八路有土办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能倾听实情、通达下情，却讲求效率、雷厉风行。那时候基层部队有很大自主权，不需要象现在这样凡事层层请示上报，很多副职领导对分管的事就能自个说了算，不需要报告主管领导，事后通告一下就行。
　　
　　　　但是文革以后，我军这些作风就完全随着运动消失而去，反观作为学生的越军，这些作风却是越打越硬、越打越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搞起欺师灭祖来却倒象那么一回事。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很多领导，官场打混多年，圆滑事故、老练城府、工于心计、长于算计，明哲保身意识极强，总是害怕签字后担责任，碰到需要拍板定论的情况，只是一句“呈某某上级领导批示”，将皮球一踢了之，遇事绕着走，凡事擦边球，出了事、塌了天，责任自有上级领导顶着，总也砸不到自个身上，丢人却不丢官帽。
　　
　　　　上军校伊始，我对这些事情总也想不明白，后读李宗吾《厚黑学》，方才顿悟，是了、是了，什么补破锅、踢皮球，原来都是官场哲学在作怪。日渐老练事故的官场哲学种子，落在了军师旅团金字塔式树状指挥结构之上，碰到了僵化保守的集中指挥体制的温床，如何能不落地生根、潜滋暗长，最终生出得枝繁叶茂、藤蔓缠绕、盘根错节，至于那缠绕而上的到底是藤是树已不得而知，也许有的只是少数人的曲线上升、远大前程，乃叹“生我之前不是我，我生之后我不是”。
　　
　　　　只是调用一架小小的直升机救治重伤员，都需由根至顶，无有人敢签字拍板，却要直达大区主官，内中原由只是担心万一那直升机摔将下来，陨落的碎片会砸掉顶戴官帽，人命从来不值钱，官帽才值钱，因那官帽从来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须知血染的顶戴花羚古已有之。后有好事者以李梦吾之名著《糊涂学》，读之甚觉可笑，但糊涂难得、难得糊涂却是真言。今时今日欲在军中打混者，只需携《厚黑》及《糊涂》两书即可。
　　
　　　　李云龙若生于斯世，恐怕也只能是一个异数，一个藏在不为人察知的阴暗角落里，由夹缝中生存演化出来的变种，不过是个侏罗纪的恐龙而已。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编制形式仍沿用苏军军师旅团模式，指挥体制则是机械化军队的金字塔式树状结构，某一部队遭袭，不得擅自行动（党指挥枪的原则贯彻得比我军还好），须经层层上报至萨达姆，但等到萨达姆命令反馈回来，该部早已覆灭。反观美军，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开始采用减掉军级之师团及减掉师级之军旅营相结合的编制形式（时美军正在试行阶段，两种编制形式同时存在，现已趋向选择旅营制），指挥体制则是信息化军队的扁平式网状结构，指挥层次压缩，趋向于扁平化，行集中指挥则中转环节减少，指挥效率提高，行分散指挥则横向协同便利，借助发达的互联互通指控信息系统，一军士长五分钟内可呼叫航空兵火力突击，一单兵两分钟内可呼叫地面炮火支援，单兵作战能力较强，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顺畅。美伊两军对垒，高下一看便知。
　　
　　　　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三军联合作战，即一江三岛作战，由于国民党军一打就跑，登陆部队进展迅速，提前夺占敌主阵地，但由于缺乏地空协同机制及通联手段，无法告知空军战场态势，航空兵仍按事前约定投弹，结果成吨的高爆航弹全部投在了自己人身上，造成重大伤亡。时至今日，我军联战联训仍推不开，已不是通联技术上做不到，而恰恰是僵化保守的体制在作怪。正如《亮剑》中所述，美军历经二战血火洗礼，联合作战已运用得十分纯熟老道，其在朝鲜战争中已能在五分钟内召唤航空兵火力支援，且敢将燃烧弹投放在距已三十米以内，仅此一点优势，即在韩战中造成我伤亡惨重。
　　
　　　　笔者前年曾得窥一文，我军一高级将领对此事也是无可奈何，虽明知地空协同不能达成，也要在对外演习中宣扬我军早已践行此道，不过是对外唱空城计而已，从文中凭直觉我能感到，军方高层已有人也意识到这是指挥体制有问题，但似乎短时内却无有良策。而台军近来极为重视加强对我地空超短波通信压制手段的研发，声称要把台岛上空打造成为共军空中指挥的通信盲区，恐已窥破我军此等弱点。
　　
　　　　我军战机近来多次横越台海中线，大多不是有意为之，实为缺乏空中预警指挥平台及数据链协同手段，导致地空协同误差较大，须知超音速战机出现若干秒的延误，即可能飞出十数公里，结果一不小心就飞了过去，造成台军高度紧张。但台军历来电子侦察手段建设，对大陆短浅纵深通信情况掌握明了，此等失误不可能瞒过台军耳目，事后明白过来只会更为轻视大陆军方。
　　
　　　　前不久我军某精锐步兵师配备多部新型指挥车，可是我们这些师团长一看就傻了，装甲兵、炮兵、防空兵、步兵各种型号齐全，可是上了装甲兵的指挥车就指挥不到炮兵、步兵，用炮兵的快反指挥系统却指挥不到装甲兵和步兵，而防空兵的指挥系统虽然达到了国外Ｃ３Ｉ系统的技术水平，却是个闭环指控系统，基本的标准兼容信息接口都没有，只是将自己反锁在系统内。不知战时我们这些师团长们该上哪部指挥车去指挥作战，到处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都是各搞各的，就是没有一部实用的指控系统，根本形不成合力，战时还是要打乱仗。
　　
　　　　目前我军的指控信息系统建设，基本上仍是沿用各军兵种垂直向下，没有统一兼容的信息平台，谁有钱谁搞建设，搞出的却都是自扫门前雪的烟囱式系统，以致于到处冒烟、山头林立，生出了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小麻雀，一个军队信息化高速公路上跑的全是些奇装异服、乱七八糟的信息系统。
　　
　　　　一个军种内兵种间基本的协同作战都难以达成，如何能言跨军种联合作战。尖锐地讲，我军联合作战并不是搞不起来，也不是技术实现不了，而是现行指挥体制存在重大弊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入了纳瓦霍族“风语者”密码战士，以之担负战场前沿火力召唤，每每将猛烈的联合火力倾泄于日军阵地上，较好地解决了联合作战这个问题，为其日后在太平洋逐岛争夺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军地空协同指挥仍然不能实现，更无从谈及三军联合火力打击，演习中所见皆是空城计而已。然此点若做不到，所谓投鞭入海、登陆彼岸皆是空谈。
　　
　　　　目前我军军方高层对美军的统帅部直接指挥到单兵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感慨美军指控信息系统的完善发达。但殊不知美军的主旨目的并不是直接掌控单兵行动，而是践行德国军事思想上的精确作战、量化作战，其网络中心战的本质思想是依托高度发达的战场信息系统，达成战场信息感知单向透明，进而实现作战单元的任意组合及作战功能的全维整合，再以不对称作战方式痛击对手的短板缺失，在暗合相生相克原理之间，成就信息精确闪击战。
　　
　　　　与中国军方不断强化集中指挥相反，美军正在逐步下放战斗的自主权，极为强调“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是班长的战争”。原因乃是出于达成精确量化作战的目的，统帅部也只是做出决策、下达命令，在作战过程中极少直接干预，更多的是在宏观层次上，提供调用战场指挥官需要的资源，为一线参观部队提供作战支撑，而指挥权基本完全交由基层军官自主掌握，但在每个单兵作战的背后，都有海陆空天电信息六维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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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火力的战力倍增效应，使得其单兵、单一武器平台作战能力已空前提升，足以应付普通强度战术行动，前台只有少数单兵显山露水，而后台却是宠大的联合信息作战支撑诸元，在少量的兵力机动背后，导调的却是大量的火力机动，而这一切正是在压缩指挥层次、达成信息互联互通的大前提下，是信息流在控制着物质流和能量流，这才是美军网络中心战的根本目的。
　　
　　　　从本质上讲，中国军方只量单对美军的统帅部直接指挥到单兵这点十分感兴趣，正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内中乃是集中指挥的教条思想在作怪，还是想着战时能搞一竿子插到底的事，能让从来未在军中待过的领袖们能亲自指挥作战行动，使其能够体味一下号令三军直至单兵行动的滋味，内中的政治意义远胜于实战价值，说白了是想拍马屁（与毛邓时代不同，中国现行的体制实际上已趋向文官治军，这点从邓时代已开始显现，武官治军不统军，统军者却从未当过一天兵，对军中之事全无底数，对少数将领的欺上瞒下全无察觉，历史上宋朝的积弱积弊正是源于此）。
　　
　　　　我们的军方高层们，更多的只是按照个人的主观喜好随意决策，而其所谓的理由正是中国特色做挡箭牌，毕竟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不知三军之事，却同三军之政，顶多只能乱军、乱政，正所谓菊生淮南淮北各不同。历史上蒋介石每次上阵亲征，大多必败无疑，每次其亲自指挥作战，诸将领必头痛不已，谓蒋好瞎指挥、帮倒忙，但蒋介石若假手于人，自己远观态势而力行宏观战略协调，则国民党军至少能立于不败之地、全师而退，甚至能略有胜战，因为蒋介石善用人，且国民党也不乏精兵良将。
　　
　　　　从战略层次讲，蒋介石作为政客基本合格，但若论军中排名，至多只能当个班长，因为蒋介石当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什么也没学到，每日所做只是给日本军曹刷马，而且一天要干上三次，直到把东洋马们伺候的混身舒坦为止，直到很多年后蒋仍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耿耿于怀。
　　
　　　　技术上的差距并不可怕，其差距在短时内可以拉平，但思想上的差距却是需要很多年才能赶超。美军官兵不缺仗打，基本上是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不断在战场上试验其新武器、新战法，检验评估其新思想、新理论，可我军却已在和平年代沉睡了二十年。而新军事思想的锤炼恰恰需要战火的洗礼，除此外别无法门，毕竟军事的实践性非常强，绝非和平年代简单肤浅的理论探讨能够胜任。李云龙之辈正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却学到了战争真谛，深得其真传，使得满脑军事教条的专家教授们败倒在其石榴军裤下。
　　
　　　　道法自然，战争亦有其本原法则，将太多的政治原则和官场潜规则掺杂其间，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败师丧旅、亡国亡军！！！须知浩然天地间，人作为单一个体是非常卑微渺小的，总是满脑子人定胜天、藐视自然规则的人，最终只会在诸多铁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领袖的作用是选贤任能、砺精图治，为强兵悍将们提供必要的支持，至于治军打仗的事则要交由手下的将领来做，各归其位、各司其责，毕竟在官场潜规则之外，还有个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之于国人头顶。
　　
　　　　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几小时前，有记者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一片噪音，即敏感的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因为美军已在对伊军通信系统实施全频段阻塞式干扰，紧接着战争伊始，美军即以两枚空地导弹破窗鱼贯而入，瞬时摧毁了伊军通信指挥大楼，顷刻即造成了伊军指挥的全面瘫痪。
　　
　　　　机械化军队指控系统的又一重大弱点，便是指挥链与通信链共生一树，找到了满是电磁辐射的通信链，也意味着找到了其指挥链所在，在发现即摧毁的信息化战争时代，这就意味着死亡。如《亮剑》内中片断一样，我八路军在抗战前期，习惯于抱在一起搞集中指挥，这就需要借重无线电台，即通信链与指挥链捆绑一处。后来聂荣臻元帅发现，日军飞机总是尾随八路军指挥机关所在地轰炸，指挥所多次转移，但日军总能闻着味循迹而来（日军此时已装备无线电台测向装备），一开始大家都怀疑有内奸，后来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聂帅见识高，认为是电台暴露了行踪，后来把电台搬到山上，日军飞机就只往山上投弹，如此指挥所便安全了。
　　
　　　　后来我军多有经验老到的官兵在纵深穿插作战中，发现敌人的野战电话线后，总是先搞断它，然后顺手托着电话线往前跑，在尽头时如果发现电话线十分密集，则意味着已接近敌方指挥所，且电话线越是密如蛛网，这个指挥所就越大，因而在电话线尽头，往往能打掉敌方大头目，且只要敲掉了这个指挥所，其建制下的部队就会不战自乱，归其原头，不过是根电话线而已。此等战法一直沿用至朝鲜战争中，多有奇效。
　　
　　　　那时我军的对手也大多习惯于集中指挥作战，通信联络一断就傻眼，头脑僵化只知等待上峰命令的下层军官主见全无，找不到长官就成散沙一盘，而我军乃是土八路出身，早已习惯于分散指挥作战，分散指挥时能守，象李云龙这样的团部被敲掉也不怕，集中指挥时能攻，自己建制打乱了，同时也能打乱敌方建制，且往往是越乱越好，越乱越利于适应分散指挥作战的我军，可谓攻防兼备、机动灵活。因而林彪在辽沈战役最后围歼寥耀湘兵团时，看到部队建制已全然乱套，纵队司令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反而不担心了，谓道：越乱越好，我乱敌更乱，乱而取之，围而歼之。后来很多号称国民党精锐的王牌师都是被这种乱仗打傻后吃掉了。
　　
　　　　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知伊军必不战自乱，压根就没有干扰伊军通信指挥系统，反倒希望通过电磁侦察得获伊军情报，因而越过战前电磁闪击阶段，直接进入了先发制人的斩首震慑，百万军中直取萨达姆项上人头。而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更是一溃千里，不说请示上报，很多部队贯穿始终都未能接到一份指令，更有一枪未发举手投降者，共和国卫队的辉煌战史早已不再。于是有些所谓的军事学究们不察真相，就出来大肆宣扬美军战力何其强大、何其先进，已能直接超越电磁对抗阶段，达成先发制人的斩首作战。
　　
　　　　说实在点，伊拉克战争只能算是一个异数，本质上讲乃是巨人与侏儒的较量，并非战争常态，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真要与中俄等重量级选手较量，美军还得从电磁闪击开始。美军在每次战争的战争法都不尽相同，毕竟兵家战事需要因敌而变、因情而动，单纯从孤立的战争片断中总结经验，是极为可笑的教条主义，这也正是我军在每次美军作战时大发感言，每每出尽笑话的原因，经常出现年轻军官们一边看着张召忠等人的战事解说，一边却苦笑不得的情况。在新军事革命日新月异的今天，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下一场战争，可我们总是跟在别人屁股总结昨天的经验，不可能打赢明天的战争。
　　
　　　　但值得担心的是，我军并未根本意识到机械化军队的这一弱点，在长期习惯于集中指挥作战的同时，亦并未按照信息化建军的原则，将指控系统中的指挥链与通信链相分离，而是继续捆绑一体、共生一树。而美军早在７０年代就已将指挥链与通信链相分离，将满是电磁辐射的通信链从其指控系统中剥离出去，其指挥链与通信链的信息链接采取的是低辐射、低截获的数据链，战时基本可确保指挥链的安全可靠。在必将到来的中美战略冲突中，我军在思想上的落后必将导致更多的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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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剑》为我们再次呈现了那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抗战初期我军曾力行集中指挥，喜好抱在一起，中下层军官手脚被严重束缚，后日军改变战术策略，我军遭受严重挫折，时根据地被压缩一半，我军兵力减去三成，敌后抗战遭遇到空前的严峻困难。但后来我军调整战略，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分散指挥作战，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扫荡时则避其锋芒，以敌进我进的方式乘敌后方空虚，跳出敌方包围圈袭扰其后方，尽可能避免硬碰硬的正面作战，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逐步扭转了不利局面。
　　
　　　　正是《亮剑》中展现的一样，当李云龙部再次将分散的部队召集收拢时，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其麾下的有些连队已具备扩充至营甚至是团的兵力。有人说中国人出外是条强龙，入内则为好内斗的虫，虽有失偏颇，却也入木三分。你把部队拢在一起搞集中指挥，一旦部队闲下来就是无休止的纷争内斗，打起仗来也指挥不便，但你要是把连队承包后撒出去，很快回来的就会是团营兵力，而且个个能独挡一面，打起仗来得心应手。
　　
　　　　笔者仍在基层团队时，曾赴南方某军校进修，在那里听闻了两件事情。我军一高级将领（现在军委担任要职）来学校考察，学校担负信息作战研究任务，建有全军最先进的信息作战实验室，因而专门安排了最顶尖的教授为其讲课，但这位将军听??在我军某型通信卫星升天后，为庆贺此一创新，抄起卫星电话与总部某首长通话，但却总是抢在领导前头讲话，搞得领导很不高兴，他并不知道卫星一上一下之间，有若干秒的时延，因此闹了笑话。
　　
　　　　而正是一年以后，当江总号召开展信息作战研究，提出信息化机械化双重复合建军思路后，也是这位将军此时已入主军委，也在那里极力宣扬信息作战威力，要求部队要充分造势、广泛宣传，要深入领会江总讲话精神，结合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一个未有知识和心理上做好充分变革准备的人，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十分怀疑其思想转变之快。须知任何军事上的创新变革都是花落于有心者，更多的借助于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人来推动。但十分遗憾的是，我看到的很多有胆有识的年轻军官，最终大多选择了脱下军装，返入地方回归社会。
　　
　　　　一个国家的精英，只能有两种出路：一是入主军中，在军言军，实现强兵梦想，而不是在那里空谈空想，要知道战争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事情，真正知兵者必经军中锤炼，否则大多是意淫自慰；二是商海浮沉，掘得第一桶金，达成原始积累后，开始回馈社会，创造原富以承载国民就业生息，行藏富于民之道，实现富国愿望。此两种人结合一起，就是四个字：富国强兵。但当更多的年轻军人开始雪崩般选择归入地方时，恐不为中国之幸，须知富国不强兵，必如诸多千年帝国一朝梦成空，只富不强岂能长盛不衰。
　　
　　　　我们正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向信息化战争时代的门槛上，也许一步之遥就会造成于对手的整整一代差距。回望当年战争迈入机械化时代门槛时，或许能有诸多借鉴意义。
　　
　　　　当年法国戴高乐将军经年沥血祭出《坦克战》一书，面呈贝当元帅，却被随手束之高阁，无奈之下戴高乐只得付诸出版社发行，售价仅１５法郎一本，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习之。不经意间，此书辗转落到德军坦克战之父古德里安将军之手，遂使其挑灯夜读而致手不释卷。同样古德里安的前行之路也是异常艰辛，由于德国军界的普遍怀疑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他只能用帆布围着汽车权当坦克用，来实践他的坦克集群作战思想，而顽皮的小孩只拿一把小刀，就轻松划破了他所谓的“坦克”，一时间古德里安成为了整个德军的笑柄。
　　
　　　　但后来当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隆隆驶过阅兵场时，看台上的希特勒灵光一闪，高兴得挥舞着拳头从看台上跳了起来。希特勒明白限于德国国力所限，要突破一战僵持日久的阵地绞杀战模式，力避长久消耗战，机械化闪电战是不二法门。花开法兰西，却花落德意志，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与希特勒的闪电击战思想终于嫁接在了一起，共同构造了德军的机械化闪电战攻势，此后如潮水般横扫整个欧洲大陆，连法兰西也不能幸免。仅一周之内，整个法国北部沦陷，其间也只有戴高乐将军临时组织的坦克反冲击尚能称道。而那时法军的坦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胜于德军，但却与德军集中坦克使用于冲击作战不同，法军的坦克只能给步兵作伴娘、拉偏套，法军仍停留于一战步兵主导作战的落后思想中。
　　
　　　　战前法国曾耗资数千亿法郎用于修建坚固的马奇诺防线，英法上百万联军就躲在它的后面，但不经意间隆美军的装甲军却绕过了它，使其成为了千古笑话。反推使得天价的马奇诺防线倾覆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是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作战，正是戴高乐将军１５法郎的《坦克战》一书，使得日后贝当元帅悔恨不已。其后古德里安由于耿直犯上，始终不为希特勒宠信，当隆美尔这些晚辈都已提升至元帅，他还仍是个将军，但其思想的激进却惠及同时代的德军将领，打造得德军钢铁攻势所向无敌，堪称德军坦克战之父。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我军现行的指挥体制已远不能适应新军事革命的需要，《亮剑》中所体现的分散指挥作战经验仍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军信息主导作战意识尚未确立、信息化新军事革命尚未展开的情况下。而其坚强的意志更是值得称道，现在所谓的外交部只能称其为抗议部，有句话十分切合中国之实情：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俄国人谁打他他打谁，中国人谁打他他骂谁。
　　
　　　　时代需要呼唤激进变革思想和坚强国家意志，明天的战争其实是由今天的历史书写，没有无本之木，亦没有无因之果，因果循环、矛盾回旋，希望中国军人在冲入下一场战争时，手中有剑、心中也有剑。写在忧患意识消亡和尚武精神泯灭的今天。
　　
　　　　探讨《亮剑》的帖子很多，角度不一，在此不一一详述。本文因工作繁忙，成文仓促，观点挂一漏万，只求与诸网友共同探讨，欢迎拍砖灌水。近期如有闲暇，将选择其它角度再续亮剑随想系列。
　　

虎头蛇尾

南京保卫战

北京九旬前辈 石 怀 瑜
　

编者前言︰本文作者石怀瑜老先生，1912年3月21日生，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却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并没有“逃往”台湾和海外。他出身黄埔九期，一九三七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时，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上尉连长，1948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五补给司令部通信处上校处长。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命运可以想见。今年，他已经九十一岁高龄，却不能忘记那些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们，不顾一切地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并直接投递本刊，为中华民国卫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国民军官兵，留下血写的历史见证。本刊编辑读稿后，深感义不容辞，并对石怀瑜老先生──我们的前辈，深表感激和崇敬。

参加南京保卫战时
的中华民国国民革
命军上尉石怀瑜

　


血沃钟山

　　上海战场，敌我集中了130多万兵力，在沪西狭窄的地区，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我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全凭官兵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无比的牺牲精神，浴血奋战，抗击武器精良、装备齐全，且有强大空军掩护、海军支援的强敌，给日寇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打消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战斗持续到1937年11月初，敌人付出了很

大的代价之后，占领了上海闸北、江湾、浏行、真茹等处，突破了我苏州河北岸阵地，淞沪战争至此达到了最高潮。我军因伤亡很重，又无生力军增援，处于劣势。如果继续在非决战的时间和地点过度消耗兵力，势必影响战局。为了保存实力，有利于持久抗战，统帅部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硬碰硬地消耗有限的兵力；应有计划地主动转移到吴福、锡澄、苏嘉等线，占领有利地形，凭籍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敌军前进，并抓紧时机积极整补，争取战役胜利。蒋委员长采纳了上述意见，命令前线部队按计划行动。当部队业已开始转移之际，他又与白崇喜亲临前线，突然变更决心，命令转移部队返回原防固守。大兵团在一退一进之间，由于道路狭窄，沟渠纵横，兵员车辆过于拥挤，通信联络中断，各级指挥失控，加之敌人尾追，敌机昼夜袭击，因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转移部队既不能回到原防固守，又无法在既设的国防线形成整然态势，立足不住，只好溃退下来。11月8日，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守军既未拒敌于登陆之前，又未歼敌于登陆之后，以至敌军顺利登陆后遂即扩大战果，向我右翼作战略大迂回，企图将我上海大军包围歼灭。至此，上海战场形势大变，不得不作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战役告一段落，敌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取得了局部胜利。

　　敌人占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对南京采取分进合击之态势﹕其右路沿京沪铁路线西进，企图夺取沿江要塞，消灭我江防部队，使其军舰溯江而上，直抵下关，隔断我江北之策应，阻止我守军渡江撤退；其左路以金山卫登陆之敌为主，沿太湖南侧西进，企图下广德，占领宣城、芜湖，切断我南京守军之退路；而其中路主力部队沿溧阳、句容京杭大道前进，直扑南京东郊。一俟三路会合，将我南京守军压迫到下关江边予以全歼，以达到战略目的。敌军本此要旨向南京推进。

　　11月下旬，蒋委员长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的苛刻的诱和条件，坚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态势后再作谈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希特勒命令调停中日停战问题遂告失败。蒋委员长当然很明白，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取得上海战场局部胜利的情况下，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再行谈判，不过是梦想。他这样做，主要是表示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侵略者休作妄想。首都南京宁可化为焦土，绝不拱手让敌。即便不能固守，也叫敌人付出血肉代价。如果轻易放弃，就可能动摇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挫伤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为国效命的志气。因此，保卫南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价值，谁也不会同意轻易放弃。至于如何保卫南京，那是力量和战略问题。

　　蒋委员长决定保卫南京，唐生智自告奋勇，临危受命，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临时组织领导班子，调兵遣将，准备迎战。此时，蒋委员长仍坐镇南京，亲自指挥调度。记得12月初的一天，他在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宋希濂等将领陪同下登上紫金山，视察了我们总队的阵地，并召集附近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讲话，总队附近的连长也就近参加听训。他首先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对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烧杀虏掠，惨无人道，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处心积虑，把吞并中国，称霸世界，作为既定国策。“九?一八”事变的突然袭击，强占了我东北，扶植了傀儡政府，脱离祖国，使之成为他的附庸。当时国家未告统一，尚有内患，无法全力对外，只有忍辱负重，待国力充足后，不惜任何牺牲，收复失地，以消百年奇耻大辱。但日寇得寸进尺，野心更大，又借口制造卢沟桥事变，妄图以军事压力迫使我华北当局屈服于武力威胁之下，接受其华北特殊化的条件，再造第二个满州国式的傀儡政府。由于我华北将领和军民基于义愤，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敌人在其阴谋诡计未能得逞之后，仍不甘心，在我经济中心首都大门的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现在和平业已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要坚定不移地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上海沦陷后，南京就要变成战场。南京是国家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先总理孙中山的陵寝所在。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本委员长领导下建设起来的。现在，为了领导全国军民继续抗战，不得不离开南京，不能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保卫南京的任务交给了唐司令长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奋勇杀敌，保卫首都，不成功便成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勿负本委员长重托，勿负全国人民的厚望。他讲话时心情沉重，严肃恳切，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南京的留恋。讲话完毕后，向聆训的军官频频点头，表示恳切的希望和依依不舍之情。当时我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掉下男儿不轻弹的热泪。我左右的军官莫不感慨悲壮，热泪盈眶，都感到国家民族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正是炎黄子孙、黄埔健儿、革命军人赴汤蹈火、舍身效命之时。我回到连队后反复传达，鼓励战士，为保卫首都，保卫国家，保卫先总理陵寝而牺牲是无尚光荣的，也是人生难逢机会，死重于泰山，虽死犹生。战士们各个发誓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记得12月7日凌晨，我们在山上构筑工事，积极备战之时，看见福特号座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有三架飞机护送，知道蒋委员长离开了南京。此时，南京外围守军已和进犯的敌军接触，战斗已经开始了。

　　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没有组建警卫军，首都的治安警卫任务，由南京警卫司令部所辖的宪兵团及警察部队担任。“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统帅部决定教导总队为拱卫首都部队，但不久就奉命增援上海。11月9日上海大撤退，部队撤回南京的兵力不到五千人。此时敌军已长驱直入，快要兵临城下；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早已撤离，除少数警察宪兵外没有部队。大敌当前，城防空虚，蒋委员长曾几次召桂永清到官邸指示保卫南京事宜。为应急计，桂永清命一团二营死守乌龙山要塞。将在句容的补充兵调到清凉山一带布防，第三团在尧化门布防，一二两团在紫金山孝陵卫及光华门一面整补，一面布防。后来蒋委员长调来了宋希濂的36师，王敬九的87师，孙良诚的88师，分别担任下关、光华门及雨花台的防务。又恐兵力不足，留下叶肇的66军，俞济时的74军，邓龙光的83军，还从安徽调来了徐源泉的41师、48师，加上炮兵营、通信营、战车连等，总共兵力十多万。大多新兵，均不满额，装备短缺，未经训练，战斗力薄。以此残缺的兵力，配置于南京广阔的防线，抗击优势的敌军，又处于内线作战，完全被动，众寡悬殊，强弱异势，尽人皆知。但保卫南京的官兵并未因此而稍有沮丧，反以保卫国家首都是最为难得的尽忠效命机会，是至高无尚的任务。因此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恪尽军人天职。南京保卫战从开始至结束，始终是本此大无畏的精神而进行战斗的。

总队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经过

一、兵力

　　总队由上海撤回南京后，奉命扩大编制。以原来的三个步兵营为基干，扩编为三个旅，旅辖两团。直属部队除特务营、通信营外，骑兵、炮兵、工兵、辎重营均扩充为团，按编制兵力约三万多；但因时间短促，接收新兵均不满额，未加训练即参加战斗，战斗力薄弱。蒋委员长还以为总队系德式装备，武器精良，久经训练；在上海虽受损失，但尚有较强的战斗力，且久驻南京东郊，地形熟悉，因而作为保卫南京的主力部队，配置于紫金山、孝陵卫之线，以抗击由京杭大道进犯之敌主力部队。

二、防御部署

紫金山和雨花台两地之得失，关系南京城的安危，至为重要。紫金山又名钟山、蒋山，最高点为第一峰，次高点为第二峰，其东麓突出的小高地为第三峰，又称老虎洞；不论攻防，均为兵家必争必守之地。总队受命后，根据敌情地形和兵力判断，并吸取上海作战经验，重点配备，纵深防御。

1、右守备队第一团（欠第二营），附战防炮一连，据西山南北、孝陵卫至白骨坟之线阵地，右与87师联系，左与第二旅联系。

　　2、左守备队第二旅三团，附工兵一连，据陵园、钟山陵西侧、灵谷寺高地至老虎洞西侧一带阵地，右与第一旅联系，左与第三旅联系。

　　3、左守备队第三旅之五团，附榴弹炮一连（两门），据紫金山一、二、三峰阵地，右与第二旅联系，左与守备尧华门的48师联系。

　　4、独立之队（一团二营）担任总队防区重点工事修补，任务完毕后担任中山门一带城防。

　　5、炮兵团进入富贵山阵地。

　　6、骑兵团在汤山、青龙山阵地，拒止敌军前进，尔后视情况撤到太平门外徐坟一带警戒。

　　7、特务营、军士营、工兵团、辎重团为总预备队，位于太平门中山门内附近。

　　8、通信营以总队指挥所为中心，向各旅及直属团营构成通信联络。

　　9、总队指挥所设在富贵山炮台地下室。

附注︰

　　（1）步兵第二旅最初为预备队，后因中山陵一带兵力单薄，调到陵园地区。

　　（2）步兵三旅之六团，原任尧华门地区之防御，后由48师接替，转到岔路口及陵园一带。

　　（3）步兵一旅之第二团在87师未到达之前代守光华门城防。

三、战斗经过

1、西山主阵地战斗

　　西山位于孝陵路北的一座小高地，横垣南北，为中山门外的重要屏障，由我一旅一团第二营守备，营长姚明德。当时营的防御布署如下︰第一连（连长高振芳）为左翼连，西山北端；第二连（连长王锷千）为右翼连，西山南端（含京杭公路），并派出一名排副带领强干的士兵数名，设伏于孝陵卫西公路桥下涵洞内，以侧射火力消灭进入我西山阵地前沿之敌，并在桥东公路中间埋设大捆引火炸弹，阻止敌战车前进。第三连（连长黄光朔）为前哨连，守卫农业实验场一带前哨阵地，并向前方派出远程哨兵侦察瞭望，在与敌接触之前，将西山前的高级官员住宅一律破坏，免敌利用。重机枪连（连长汤国俊）在第一、二连间的隘路路口选择阵地，扫清射界；迫击炮排（排长姓名失记）于西山中部高峰选修炮位，消灭孝陵卫以北、林森公馆以东隐蔽地带之敌；战防炮排于孝陵卫街西、西山公路旁选修炮位，阻击敌战车西进，营指挥所在西山中峰第一、二两连阵地中间之后。

　　11月7日下午，营长骑摩托车沿京杭公路到前方视察，离侯家塘不远，发现少数敌兵已到路北高地，立即返回营部命令各排进入阵地，充份准备，严阵以待，并向团部报告当夜无事。

　　12月8日夜八时许，远程哨兵李殿英急忙回来报告，敌人大部队经高桥门向西前进。天尚未明，前哨连报告，前哨阵地前发现少数敌兵。九时左右，敌人向我前哨阵地两翼包抄进犯。营长命令前哨连竭力抵抗后，从西山主阵地右经孝陵卫东南撤到五棵松地带抵抗。战斗中俘虏冒进之敌兵五名，因不懂日语，送团部审问。下午五时，紫金山东麓，枪声密集，已与敌人接触。六时，命前哨连撤到西山后作预备队。

　　12月9日，敌步炮空联合，向我紫金山、西山陵园、孝陵卫开始进攻。首先用重炮猛轰，飞机临空投弹，战斗异常激烈。进攻西山阵地之敌，被我官兵奋勇击退。四时左右，望远镜观察，城南之敌，以一路纵队，经小石山由西向东移动，兵力不详，可能是调集兵力。我紫金山、西山明天将有一场恶战，当晚补足各连弹药，准备翌日战斗。

　　12月10日拂晓，果不出所料，敌人仍以步炮空联合作战的惯用战术，并升起两个观察汽球，指挥其重炮、野炮向我紫金山、西山孝陵卫陵园阵地猛轰，发射各种炮弹约千发之多。敌机向我阵地及城内不断轰炸，弹如雨下，声震山岳，硝烟迷漫，蓬折尘飞，攻势之猛，战斗之惨，为连日来所未有。进攻我西山阵地的敌战车进入孝陵卫街西时，被我战防炮击毁两辆，其余仓皇逃去。我埋伏公路桥下涵洞内的战士立即奋勇向前，活捉敌战车兵三名。经检查每个俘虏身上均带有三寸见方的布块，用五色彩线扎纳，有一名还带一尊小铜佛，因不通日语，送团部审问。战斗到下午五时左右，枪炮声逐渐稀疏，敌人攻势顿挫，暂时对峙，敌我伤亡均重，敌倍于我；入夜将储存的弹药全部发到连排，并检查伤亡，重伤送后方，轻伤坚决继续战斗。

　　12月11日，紫金山、西山、白骨坟全线激战。我西山阵地前沿挖有宽深的外壕，壕边设有一公尺多高有刺铁丝网。当敌步兵前进到壕边不易通过之时，我守军以密集的步机枪火力和手榴弹予以痛击，埋伏在公路桥下的伏兵又以猛烈的侧射，将进入我军阵地的敌兵歼灭殆尽。敌人不甘挫败，又增加兵力，向我阵地两翼进攻，我右翼连长阵亡。营长命令三连连长率兵两排增援并指挥右翼战斗。左翼连战斗同样激烈。我重机枪连连长重伤，敌兵已攻到西山脚下，战况紧急，请求增援。营长命三连一排增援上去。此时，西山阵地，三面受敌，营长命书记员吴屏藩留营部与团部保持联络，派营副李维洲赴右翼督战，自己赴左翼督战。不料营副刚出掩蔽部，即中弹身亡，营长带号兵张四维、传令兵丁子俊赴右翼督战。为壮士气，他大声急呼︰“弟兄们，要沉着打，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一个也不能逃。”此时战斗非常激烈，敌人拼命进攻，我官兵至死不退。看到营长亲临战壕指挥，士气大振，愈战愈勇，杀声震天，血肉横飞，终将敌人击退。薄暮时，敌人又增加兵力向我进攻。该营在西山布防时，对西山大小道路，山前山后山腹的交通要道以及地形的开阔隐蔽，官兵均亲自视察，了若指掌，因而在战斗中无论侦察搜索，传达联络，调度增援和堵击，均能适应情况，未曾失误。再加官兵视死如归、至死不退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反复冲杀，挫败敌人几番进攻，使敌人受到惨重的伤亡，我阵地毫未动摇。

　　12月12日，敌人继续进攻，整天战斗，但已不如前数日激烈，战斗到天黑，阵地无变化。由于光华门曾一度被敌人偷袭，进入城内少数敌人虽被歼灭，城墙外边据点仍被占领。我西山孝陵白骨坟阵地过于突出，右后方受到很大威胁，团指挥所稍后移，秦士铨团长命令该营放弃西山阵地，撤到卫岗以东阵地，拒止敌军前进。午夜十二时，又命令全营立即撤到太平门外岗子脚待命。撤退时，营长在陵园管理处见到团长和副总队长周振强在一处。二人神情紧张，急问部队是否撤下来，还剩多少人？营长请示今后的任务和现在的情况，并报告，全营业已撤下，只剩二百多人。周振强说，现在各处电话不通，城内部队极为混乱，情况不明；我们决定向江北撤退，你营撤到煤炭港后设法过江。12月13日黎明前，营长带着剩余的二百多官兵到达煤炭港时，只见部队拥挤混乱，没有船只，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混乱中无法控制，只有二十多名跟从，沿江上行寻找渡江工具。他们来到上新河，前边已有枪声，又回头向下走去。前边有人说燕子矶过不去了，又回到下关。此时日上三竿，无数官兵沿江徘徊，一筹莫展，看见无数的浮尸，令人痛彻心肝。不时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密集的枪声，再也不能犹豫，营长和几个跟随战士，决心冒死渡江。战士们抬来一个大木梯和几块木板，扎成筏子，用钢盔、铁锹划到江中。走不多远，看见前面码头有一趸船缓缓下流，木筏急向趸船划去。接触时，前面两个战友掉下水去，传达班长急用铁锹钩出船底铁链，才登上了趸船。船上人已挤满，由于枯水时期，漂行很慢。下午四时左右，在离八卦洲不远的地方搁浅，不能漂行。他们跳下船，泅渡上岸，来到水围村一家老百姓家。这家人很好，招待吃饭，休息一夜，恢复精神。翌日，战友们找到一位保长（姓名已忘记），他有强烈的爱国热忱，痛恨日本鬼子，决定亲自送过江去。晚上从芦苇里小溪中划出一条渔船，夜间过江也要担很大风险，敌人的巡逻艇不停地巡逻，照明灯不时向江面探照。他们隐蔽在芦苇中观察，发现敌人每隔一小时探照一次。掌握了这个规律后，就利用探照的间隙，小船迅速离开芦苇丛边，划到对岸不远处；因潮汐已退，不能划行，只好下船。保长立刻划船回去。临别时，营长送他十元法币，他无论如何也不要。营长说我再也无物报达你了，只有衷心感谢，将来不死会有见面的一天。上岸时，他们不知沙滩的情况，一步踏下去拔不出来，二步又踏下去无法行走，大家只好迅速卧倒匍匐前进，才登上北岸。当时全营官兵七百多，撤退时只有二百来人，随营长九死一生过得江来的仅三人；团长秦士铨也终因高度近视，撤退中与随从失去联络未过江来，死于乱军之中。

2、乱石岗前进阵地的战斗

　　12月3日，桂永清命令独立支队一团二营营长索本勤率领该营开到乌龙山，死守要塞。乌龙山有一座炮台的炮是老式的，没有炮弹。二营到达后彻夜构筑工事，准备死守。4日下午，由汉口调来徐源泉的41师，其先头部队到达后即派人来到乌龙山联系接防事宜。桂永清命令该营于防务交接完毕后开到尧华门，沿铁路西侧构筑工事。5日，全营正在构筑工事之际，桂永清派传达兵送来手令，命该营到遗族学校附近构筑工事。尚未开工，又命构筑前湖、历步桥一段城防工事，并负责堵塞中山门。全营彻夜工作，于7日完成任务后，连夜前往麒麟门、乱石岗前进阵地，并与汤山、青龙山的骑兵团联系，与敌接触后逐渐从九九高地、体育场、林森公馆、明孝陵撤退到太平门内。全营到达防地后，营长命令第五连据乱石岗阵地，第六连据麒麟门阵地，第七连为预备队。拂晓前，防御部署完毕后，他骑摩托车前往汤山不远处，看见汤山退下来的部队，知道汤山失守，我骑兵团连日逐次抵抗，损失很大，已撤到太平门外徐坟一带警戒。

　　8日，由京杭公路进犯之敌，开始攻击我前进阵地。敌山炮向我麒麟门、乱石岗、九九高地猛烈攻击。我五连与敌激战后撤到体育场一线，掩护六连撤退；敌人占领乱石岗，我迫击炮集中火力打击敌人。敌人发现我营指挥所设在九九高地，便集中炮火向九九高地猛轰，掩护其步兵向九九高地右侧迂回。当我七连已撤到中山陵阵地时，敌人已爬上九九高地。我战士连续投手榴弹，高地上发生激战，营长从高地退下时负伤。全营从前进阵地顺利撤到中山门附近布防。12月11日下午，总队部传达班长持桂永清手令，命该营迅速撤到煤炭岗渡江，在徐州收容。该营在前沿阵地中损失很小，撤退前中山门城防无战斗，又因提前撤退，沿途收容一些散兵，这是南京保卫战中唯一保持比较完整的一个营。

虎头蛇尾

3、红毛山、白骨坟的战斗

　　红毛山位于孝陵卫东南，原为87师的防御地区，该师未能到达之前，由我总队的一团三营（营长周士泉）代为防守，归代守光华门城防的我二团团长谢承瑞指挥。12月初，接到防守红毛山命令后，即侦察地形，选择阵地，构筑工事，准备迎战。12月8日，敌方升起了两个气球进行高空侦察，指挥敌炮向我总队前线轰击，敌机轮番轰炸，步兵发起全线攻击。此时业已到达红毛山前的敌装甲部队也向我红毛山阵地发起强大的攻击。九连、十连当即予以有力的还击，并组织狙击手炸毁敌装甲车一辆。敌人不断增援，战况愈战愈烈，预备队十一连亦加入战斗，敌我伤亡均重。旅指挥所以营的兵力对战已显薄弱，命军士营营长吴曙青率兵一连，附战防炮一门，及时增援。经过顽强抵抗，终于遏止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阵地。当晚，长官部另调邓龙光部队接替了红毛山的防备营。该营奉命转入白骨坟之线既设阵地，归还一团建制。该营为团之第二线，防守下马牌至白骨坟之间的地区。当时营的防御部署︰九连在右，防守卫岗至白骨坟之线；十连在左，防守下马牌至铁匠营之线；十一连为预备队，控制于遗族学校营指挥所附近，重机枪连及迫击炮排由营部机动使用。

　　12月9日，敌炮兵突然向我白骨坟阵地猛轰，同时向我紫金山西山、陵园、孝陵卫猛烈炮轰，对我白骨坟阵地发起强烈攻击。战斗持续到中午，敌我伤亡很重，我全线阵地迄未动摇。战斗间歇，当晚，我侦察兵报告，孝陵卫总队部营房南端有敌人活动，兵力不详，营连加强警戒，以防夜袭，但未发生异动。

　　12月10日，敌人在麒麟门上空又升起两个气球，高空观察，指挥其重炮、山炮向我紫金山、陵园、西山猛轰，并将射程延伸至天堡城、中山门、太平门内外，全线展开激烈的战斗。我白骨坟守军与敌白刃相接，全力以赴，一壕一堑，寸土必争。守卫下马牌的战防炮连连长王竣阵亡，全连牺牲。经过整天几次较量，进攻之敌被我击退，遗尸阵前未及拖回。我亦伤亡惨重。当日午后，望远镜下，突然发现敌装甲部队和骑兵在空军掩护下，出现在我阵地南侧，行动显得从容；令人费解的是，我光华门友军毫无反应，任其安然通过，而这股敌军当夜未参加战斗。

　　12月11日，狡猾的敌人连日来伤亡重大，受挫于我西山孝陵一带阵地之前，未获进展，遂作佯攻姿态，以牵制我军行动，将其攻击重点指向城南；因而光华门、通济门以及雨花台方面炮声隆隆，烽烟冲天，战斗激烈，情况不详。

　　12月12日，敌我整日激战，敌人随时随处强力进攻，我官兵竭力抵抗，至死不退，原地胶着到天黑。六时左右，奉命于十二时开始撤退到明孝陵集结。守卫白骨坟、卫岗的第九连排长李慕超撤退时，已到半夜一时左右。他撤到明孝陵，看不到部队，据传在军校整顿。此时，中山门内外一片寂静，紫金山一二峰火光冲天，枪声密集，我三旅官兵仍在酣战中。到太平门时，部队异常混乱，黑暗中无法识别番号。挤进太平门到军校后，大操场一片空阔，楼上电灯尚未完全熄灭，人去楼空，才知道守城部队已尽撤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他只得奔向下关。下关江边挤满了成千上万失散的官兵，人们望着北岸的大江叹息，彼此毫无办法，面面相觑。无奈，他和随从的士兵找到几根枕木，扎成木排冒死渡江，幸未沉没，登上北岸。在开封收容时才知道营长阵亡，全营官兵侥幸脱险者没有几个。

4、惊险的光华门战斗

　　我防守淳化镇的51师于9日向南京城郊撤退，跟踪追击之敌几乎同时到达高桥门。我担任白骨坟工兵学校高地及光华门守卫的87师261旅，于7日才从镇江撤至尧化门集结，8日拂晓在体育场与敌一度接触后，即到原防区白骨坟、工兵学校高地与敌展开激战。光华门外的七桥瓮、中和桥，未来得及破坏，两千多敌兵和十多辆装甲车已推进到光华门外。当时，光华门附近只有我总队代守城防的少数官兵，看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将城门关闭，并将沙袋垒到半城墙高，以防敌人冲进。敌人将山炮推进到高桥门向城门射击，泥沙向外倾下，百余名敌军乘势从沙袋间隙爬进门内，立即被我歼灭后，又将城门堵死。桂永清知道光华门情况紧急，除命工兵团新兵增援外，另命参谋李政钧持其手令调炮兵入城，设阵地于明故宫附近反击，并由该参谋监督执行。翌日，光华门附近的敌敢死队向前冲来，被我工兵团一排新兵阻住，展开肉搏，愈战愈烈，光华门又被突破，冲进城内之敌约二百多；虽被我守军歼灭，但有少数敌兵潜伏于我城门瓮洞内死守不退，我步机枪射杀不到，情况依然危急。桂永清急了，亲自率领卫士及警卫连一排多人到朝午门督战，并在五龙桥至光华门御道上垒起了三道沙袋，留有枪口，准备巷战，还想调睢友兰团进城增援。团长谢承瑞对桂永清说︰瓮洞之敌不多，但我步机枪射杀不到，不如用汽油将这些敌兵烧死，明日我亲自率敢死队冲出城去，将这股敌人消灭。桂永清认为可行，立即打电话给参谋处送来几桶汽油，团长亲自带领士兵将几桶汽油背到箭楼上，打开桶盖，向瓮洞推下去，随着汽油流出，扔下火种，一时汽油猛烈燃烧，瓮内敌人全部烧死。这时天快亮了，城外敌人火力依然密集，我城墙守军居高临下，仍以炽烈的火力压制敌人。这时，谢团长亲率敢死队突然打开城门，出敌不意，十多挺轻机枪同时齐发，敌人纷纷倒地。有一名未死的敌兵，被担架抬到总队地下室，由军医治疗后联系红十字会收留；总队部撤退时他还躺在地上，盖着军毯，睁着眼睛，不言不语，别人也都不理睬他。谢承瑞团长在战斗开始前就已有病，后又发烧，过度疲劳体力不支，12日夜撤退到挹江门时，出城部队混乱拥挤，被乱军踩死。闻者莫不痛惜。少校团副温秉铎也在明故宫被炸死。

　　当唐生智知道工兵学校高地失守、敌人冲进光华门的消息后，极为震惊，严厉训斥王敬九师长，并令其夺回阵地，否则军法从事。此时，王已将他的指挥所移至富贵山地下室。他的办公室就在丘清泉参谋长的对面。他没带参谋和副官来，整天吸烟打磕睡。受到唐生智的训斥后，便打电话叫来防守工兵高地的旅长。这位旅长到地下室后，向师长和丘参谋长恭恭敬敬地行礼后立正站着。王敬九声色俱厉地问道︰“你为甚么把工兵高地丢了？”旅长说︰“我们从上海撤下后，人员只剩一半，加上几天的苦战，官兵不死即伤，工兵学校高地只有一连，所以……”再没说别的。王说︰“快去把剩下的人组织起来，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旅长敬礼后就走了。他回去后，即与257旅旅长易安华商量，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时，黄昏时候由易旅长率领一个加强团，在通济门外向东北方向进攻深入光华门附近之敌；他自己率领一个加强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协同257旅夹攻光华门外之敌，并阻止小经山敌之增援。经过八小时的血战，才将这股敌军消灭。光华门内外遗尸遍地，经查皆为日寇第九师团。当光华门吃紧的时刻，宪兵教导团的一个加强排也来增援城防战斗。

5、中山陵园的战斗

　　右守备队第二旅之三团（团长李西开），最初决定为总预备队，控制中山门及太平门内附近；后因紫金山南麓中山陵园地区兵力薄弱，调任该地区的防务。其防御的正面，右起陵园南端之林森公馆，向北沿中山陵东侧、灵谷寺高地至老虎洞南端一带。当时团的防御布署是︰第二营营长（孙仲献）为右翼营，据陵园新村至中山陵东南高地，右与第一旅一团联系；第一营营长（邹作华）为左翼营，据中山陵东侧地区，包括灵谷寺至老虎洞南端阵地，左与三旅五团联系；第三营营长（卢禹鼎）为预备队，守在吴王坟（梅花山）、明孝陵东侧一带；团指挥所设在朱元璋墓前隧道内，配属的工兵连负责构筑团防御地区内营连的重点工事。

　　12月7日上午，团长与中校团副彭月翔、少校团副朱道源巡视各营阵地，在陵园新村见到几十处高级官员的别墅，都已人去楼空，只有张学良别墅还有少数人留守，别墅内存放着大批珍贵的古文物和书籍。汪精卫的别墅内有花园、游泳池、网球场，餐厅里存放中外名酒和数不清的山珍海味、名贵食品，令人感叹。

　　12月8日，由京杭大道西进之敌突破汤山，外围守卫部队已陆续后撤。我骑兵团也损失很重，已由麒麟门、仙鹤镇岔路口撤到徐坟一带，担任总队左侧警戒。午后，我老虎洞西侧、体育场、马群、乱石岗前进阵地遭受敌人猛攻，战斗激烈。至夜半，奉命放弃前进阵地，撤到紫金山、中山陵东侧西山、孝陵卫之线的主阵地，彻夜战斗。9日，敌人开始向我主阵地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直到日落，我陵园新村、中山陵东侧阵地迄未动摇。

　　12月10日拂晓，敌人升起两个气球，观察监视我阵地及部队调动情况；由于我高射炮射程达不到，又无飞机将其击毁，致使敌人一目了然。官兵眼看着敌人重炮向我阵地任意轰击，内心痛恨，无可奈何。敌机轮番轰炸，城内城外，到处投弹，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向我军发动接触以来最猛的一次且带有决定性的攻击。我一三两团的战防炮英勇反击，击毁敌战车数辆，捉获战车兵数名。接近我阵地前的敌兵，均被我以小步机枪及手榴弹击退，阵前弃尸累累，伤亡惨重，我阵地未稍动摇。入夜小接触，互相对峙。

　　12月11日至12日夜，紫金山、中山陵东侧、灵谷寺、陵园新村、西山孝陵卫至白骨坟等主阵地，整日激战。因我总队在孝陵卫编组训练有五年之久，东郊一带地形了如指掌，官兵素质较好，训练时间很长，爱国心很强，士气旺盛，受命之日，即以必死决心，誓与阵地共存亡。此时与敌反复冲杀，虽越打越少，却越打越勇，无一后退，且阵地坚固，纵深配备，虽敌人一再增援，但均告失败，我阵地岿然不动。12日中午，我中山陵东侧、灵谷寺及陵园新村二营大部份掩体，多被敌穿甲弹击毁，新村许多房屋起火；敌炮兵延伸射程，向吴王坟、明孝陵、中山门一带纵深射击，团指挥部中弹，但墓道坚固，未遭破坏，人员幸未受伤。我官兵仍在原阵地与敌人苦战，一壕一堑几经得失。五时左右，旅长胡启儒以电话告团长︰“我奉命到下关与三十六师宋希濂联系军务，本旅作战事宜及四团归你指挥”，团长未料到他得知中华门不守的消息后即借故溜过江去了。光华门曾两度被突破，城门外尚有敌兵盘锯。下午六时，天已昏黑，我右翼一团西山、孝陵园一线，因西山阵地过于突出，右后侧受到很大威胁。秦士铨团长命令放弃西山阵地，撤退到卫岗主席官邸以东之线固守，陵园新村及中山陵东侧有被包围的危险。团长急命第一营节节抵抗，退到天堡城、明孝陵东侧高地继续战斗。第二营伤亡过重，由预备队第三营接防，与第一营衔接，占领明孝陵及梅花山高地，阻止敌人前进。第二营转移到天堡城南麓为预备队。快到七时，丘清泉参谋长打来电话︰“你团伤亡过重，现由广东部队派一营兵力增援，请派人到太平门外岗子脚联系。”一小时过后，少校团副朱道源联系回来报告︰“岗子脚没有部队，只见许多士兵抢着出城，听说雨花台失守后中华门已被突破。”团长急以电话问副旅长温祖铨及参谋廖耀湘，均无人接；又打电话问丘清泉，也无人接，各处电话业以中断。此时，团部副官施重华由总队部回来说︰“中华门已被敌人占领，城内四处起火，军民混乱不堪，总队部已经无人。”听到以上情况，团长立即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廖仲恺墓南端预备指挥所，继续指挥战斗。夜八时，刘子叔团长来到指挥所怒冲冲地说︰“我们还在与敌人死拼，战事还未到最后一决，桂永清和胡启儒就先溜了……”李团长请他坐下来，然后说︰“此刻指责与事无补，我们还是商量今后的行动。”此时，第一团团长秦士铨也匆匆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已经陷落，第一旅电话不通，旅长及旅部人员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今后如何打算？我团几天来的血战，伤亡殆尽，第一营剩下二百来人，第二营于十一日下午被桂永清调过江北，第三营营长周士泉阵亡，全营伤亡殆尽，剩余的仍在中山门及卫岗一带与敌苦战”。于是，大家打开地图，商量今后行动。李西开团长首先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过江北撤，若能赶上总队一同行动更好；二是突围，只有经太平门、尧化门绕道敌后到皖南，能否突围，无法预料。秦团长说︰我手下无兵，无力突围。刘团长说︰我团是刚接来的新兵，几天来伤亡太多，没有战斗力，又毫无作战经验，还是北撤好。于是大家决定渡江北撤。团长即以电话通知各营乘夜悄悄撤到燕子矶设法过江。午夜二时左右，紫金山、梅花山方向不断传来枪声，我山上官兵仍在原阵地与敌兵酣战中。

　　13日拂晓，团长到达燕子矶三台洞江边，只见很多流散官兵，三五成群，由下关方向奔涌而来，惊慌失措，一眼看不到大江南北。哪里有船只？滚滚激流中漂浮着无数的木板、门窗、木盆，人头浮沉，呼救声、挣扎声令人毛骨耸然，惨不忍睹，江边部队混乱，谁也无法指挥。八时左右，忽然传来枪声，混乱的士兵又向燕子矶奔逃，团长命令随从士兵各自设法渡江后在浦镇集结。此时，邹作华营长用电线扎成两个木排后，请团长和大家一同冒险过江。木排只容三五人，用一根扁担作橹，大家用手作桨，向北强渡，缓缓向江心漂去，流入无数的浮尸中。突然三架飞机飞临上空，俯冲扫射，江面一片惨呼，但他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管镇定地划水，午后才到八卦洲上岸，夜间向老百姓租了一条小船，渡到江北大厂才算脱险。我二旅剩余官兵，分别撤到下关江边后，因无渡江船只，除极少数凫渡脱险外，其余流散官兵均被敌人残杀。

6、紫金山二、三峰战斗

　　左守备队第三旅，最初以旅之第六团守备尧化门，后由48师接替防务，该团转移到岔路口及紫金山东麓一带地区。旅之五团（原为补充兵第一团）虽系新兵，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装备，军士和干部素质较好，有相当的战斗力，可以独当一面，因而决定防守紫金山，将其重点保持于二、三峰。当时团的防御配备︰第三营（营长罗玉峰）据第三峰即老虎洞阵地，左与岔路口的六团，右与二旅联系；第二营（营长欧阳俊）据第二峰阵地，随时增援三峰战斗；第一营（营长博守开）据一峰阵地，随时支援二峰战斗；榴弹炮连（连长陈斯健）在一、二峰之间据守阵地，选修炮位；通信兵连（连长石怀瑜）在团指挥所开设交换所，与总队部及各营连构成通信网；团指挥所设在天堡城与一峰间的北坡隐蔽部。

　　12月初，团的防御地区确定后，各营连即登上紫金山，侦察地形，选择阵地，构筑工事，储备弹药给养，准备迎战。此时，敌人已逐渐逼近南京，从汤山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隐隐传来了炮声，知道我外围守军已与进犯的敌军接触，团长下令各营连进入阵地，严密警戒。当晚，敌人的搜兵和先遣部队已与我岔路口、麒麟门、乱石岗的前哨部队发生零星战斗，我三峰阵地的官兵严阵以待。

　　12月8日晨，我通信连连长经过炮兵阵地与陈斯健连长说话时，观测班报告︰京杭大道发现一股大队敌军，以行军密集队形毫无顾虑地由马群西进。在我们的望远镜下也看得很清楚，这是个好目标。连长命令两门德造榴弹炮直接瞄准，连发击射，只见炮弹落处，大部队敌兵纷纷倒地，犹如锅上蚂蚁乱成一堆，未死的疯狂逃跑。我炮兵首次开炮得胜，大家齐声欢呼。过了一会，敌人飞机飞临上空，向我紫金山、西山、孝陵卫阵地轮番轰炸，炮兵发射大量炮弹，全线展开激战。进犯我老虎洞之敌，随着敌机投弹助战，集中炮兵火力向我军阵地一阵猛轰后，步兵发起冲锋。我守军居高临下，利用良好地形，凭借着坚固的工事，目标鲜明，射界开阔，沉着镇定，待敌兵接近我阵地前，以炽盛的步机枪火力和手榴弹将大部敌兵消灭在阵地前。敌人横尸遍地，伤亡惨重，当天未敢再犯。

　　12月9日拂晓，我炮兵观测班发现，约有百多名的小部队，在我总队部营房南端架枪休息；因晨雾未散，视线不清，以为是自已部队。不多时，视线渐明，仔细观察，服装钢盔与我显然不同，随之发现一面太阳旗插在旁边，确是敌兵，令人大为惊奇。不知这股兵从甚么地方偷进到我军后方。我山上炮兵立即直接瞄准，几发炮弹打得这股敌兵尸体横飞不死即伤，嚎咷狂叫好不痛快。当时我们根据情况判断，可能因我友军到达光华门防区时间较晚，阵地尚未巩固，敌人已冲到光华门；这小股敌人乘夜从我友军防区接合部插进来，幸而发觉，未酿大祸。八时左右，进攻我老虎洞之敌发射了很多燃烧弹、穿甲弹、烟幕弹，再次发起冲锋，我三营官兵冒着硝烟火海顽强抵抗。在生死决斗情况危急之时，得到我左翼营的支援，以密集侧射击退敌人进攻。午后刮起了一阵东南风，敌人利用风向，又发射更多的燃烧弹、烟幕弹、摧泪弹，发起第三次进攻。战斗到最高潮、最惨烈之时，营长罗玉峰、连长胡瑛阵亡，敌我伤亡均重。由于三峰阵地过于突出，增援不易，旅长当夜放弃阵地，退守第二峰东麓一带固守。

　　12月10日，敌人步炮空联合，集中兵力，对我紫金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妄图一举攻克南京。其重炮在气球观察指挥下，倾泻了近千发各种炮弹，全线展开激战。攻占我三峰的敌军亦向我开始进攻。紫金山是由西向东倾斜的山脉，形成三个山峰，二峰为我第二道防线，正面不到二百米。左翼有层峦叠障的山峰为依托，敌人无法从左翼迂回；我右翼有二旅仍坚守中山陵东侧阵地，可以侧射支援，敌人从山下仰攻，前进不易，每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遗尸遍地，伤亡很重。我二营营长欧阳俊负伤，连长张仲献阵亡，官兵所剩不多，战斗到日落之时，我二峰及山下各团阵地，均无变化。

　　12月11日至12日，南京全线激战，城南雨花台、中华门方面更为激烈，炮声隆隆，从紫金山高峰望见火光四起，烟尘迷漫。十二日午后二时，雨花台失守，敌我在中华门一带激战，情况不明。快到日落的时候，敌人攻势顿挫，我亦无力反击。战斗暂时缓和，炮声暂停，步机枪声时起时落，逐渐稀疏。战斗间隙之际，我急欲回天堡城北坡连部安排一下后勤事宜，恰好在第一峰遇见马威龙旅长向东走来，神色有些慌张，未等我开口，便对我说︰“从现在起，你连配属于团部及各营的通信排，直接由各营营长指挥，你带领连部人员和勤务兵到太平门徐坟附近的路东待命，而后行动我派传令兵通知”。我问旅长是否有部队接防，他说现在不要多问，赶快按我的命令行动就是了，说完向东走去。紫金山战斗从一开始就由旅长指挥，团长在掩蔽部很少出来，我自然按旅长指挥行动。当时，我对旅长的指示有些不解，因为我山下一二旅官兵仍在原阵地固守，没有变化，光华门仍由我一旅二团和友军87师固守，敌人仍被拒于城外，而且我们战斗之前就是奉命死守，与阵地共存亡，因此我没有往撤退方面想。回到连部后即以电话通知各排按旅长的命令行动，遂即带领连部人员及勤杂兵二十多名撤下山来，即与旅长失去联络，更不知配属营团部的四个通信排的情况。后在开封收容时也未见到几个我连的官兵，毫无疑问，除阵亡外，不是沉没于长江便是被敌人屠杀。我带领着没有武装的二十多名士兵勤杂人员，于13日拂晓到达下关时，只见江边挤满了无法渡江的流散官兵，望着浩瀚大江，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我和我的二十多名士兵，只有冒死渡江任其自生自灭，但仅我一人神话般脱险。事后知道马威龙旅长撤退前已与叶肇、邓龙光取得联系，决定由太平门经尧化门通过敌后间隙向皖南突围。五团团长睢友蔺得知撤退消息后，落日之前即与副官宗某到难民区，六团团长王化藏入民间，后来化装脱险。三旅二团六营重机枪连长郝文藻由岔路口转移到陵园时，只剩二十多名战士和一挺重机枪，在陵园战斗到13日拂晓时才知道撤退了。他通过熟悉的小道到达下关后被俘，待集体押送到孝陵卫担挑军品时乘黑夜逃脱；后经当地老百姓救护，换上便服，昼伏夜行，经过多日的困难和危险才到达皖南。我守卫紫金山第三旅的官兵，孤悬在山上，撤退的消息知道得较晚。山下部队撤退时，他们还在一二峰与敌鏖战，剩余官兵的下场，按照敌人的叙述“……穿著新棉军服，面色红黑的士兵仍守在战壕里，被一个一个地枪杀了。”这都是炎黄子孙，中华英俊，多半是入伍的新兵，为保卫祖国，捍卫南京，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血沃钟山，暴尸疆场，若枫叶之艳艳，如松柏之苍苍，其精神将永世流芳。

7、桂永清险遭灭顶

　　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保卫南京的各军师长下达了撤退命令之后，军师长们即急忙离开总部。这时消息业已泄出，除了总队和87师仍与敌人鏖战，前线官兵还不知道。有些消息灵通的后勤人员，已开始焚烧文件、物资，收拾随带的东西奔向下关。桂永清离开长官部后，首先奔到住在城内的直属团、营和一旅部传达撤退的决定。要求各旅团以少数部队掩护，其余分向下关、三义河、煤炭岗各自集结，用一切可以渡江的工具横渡长江后，在津浦线的滁州收容；除随身携带的武器外，其它武器、装备、物资全部销毁。此时，中华门业已失守，城内秩序大乱；他回到富贵山地下室后，召集参谋处长万成渠、副官处长余易麟等说明情况，便命副官处人员即刻撤到三义河，除参谋只带少数重要文件外，其它全部销毁后向下关撤退。吩咐完毕后对参谋长丘清泉说︰“我们一同走吧”。丘说︰“您先走，我暂时留一下，和旅团联系后再走”。桂说︰“那也好，处理完毕后马上到三义河，我们一同过江，还要组织收容工作”。说完，带着卫士及余易麟等离开地下室。走到三义河时发现没有渡船，只找到工兵团扎下的一个木排，就同余易麟及卫士乘坐木排向浦口划去。天黑人多，划行很慢，半夜时候才到北岸，但不是浦口，是浦口下游的岸边。这里芦苇一人多高，江边平坦如纸，淤泥光亮如镜。桂不知深浅，和一个卫士先跳下去，脚刚着地立即下沉，愈陷愈深。木排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慌了，立即解下两个人的绑腿扔下去，才把两人全力拉上来，遂即判明方向，来到浦口。时已天明，找不到车辆马匹，桂永清身体肥胖，铁路线上又不好行走，只得沿公路走到滁州，才见到唐生智，便命他在开封收容。

　　南京保卫战开始之前，桂永清曾在三义河、下关、煤炭岗准备了一些民船，后来都被36师全部缴回，开往上游北岸。总队撤退较晚，官兵到下关、三义河煤炭岗时，已是半夜，战士们渡江无术，少数官兵抱木泅渡，幸得脱险，其余流散官兵，全部殉难，至今思之，余恨难消。

（附注︰

　　1︰关于桂永清渡江经过，总队刘庸诚参谋根据桂的机要人员高旭林、郭孔新的叙述记其详。我连学兵、后来被徐秉清选拔去当桂的卫士刘正舆证其事实，桂永清并没有弃师先过了江。

　　2︰参谋长丘清泉、辎重兵团长郭岐、二旅少校参谋廖耀湘，也是藏匿民间，化装脱险，郭岐还写了篇日寇占领南京后大屠杀的情况。

　　3︰关于二旅旅长胡启儒先期过江后的情况，一团通信连总机班长彭嘉述说，他在十三日浦口车站看见他带着夫人上了车。

　　4︰有少数士兵由难民区逃出来的，如自动车队的学兵李青云、秘敬儒、续国璋等，冒充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司机身份，被日寇抓去开汽车期间逃脱后到重庆战干一团。1940年春，我在军委政治部交通处工作，奉命去战干团本部汽车队，听他们说亲眼看到日寇多次集体屠杀中国人﹕或将尸体拋入江中，或挖沟填埋，或焚尸灭迹，种种惨不忍睹的暴行，使他们胆战心惊，朝不保夕，决心设法逃出贼窝，利用孝陵卫一带军民深厚的感情，得到百姓帮助，终于安全到达大后方归队，继续参加抗日圣战。有几人至今还活着和我取得联系，大家都认为是此生幸事，见面后感到无限亲切。）

虎头蛇尾

8、工兵团通信兵连之覆没

10月中旬，工兵团通信兵连长施有仁率领连骨干到皖北阜阳接收新兵。12月8日过江住昆庐寺。此时，日寇已到麒麟门附近与我前哨接触。团长杨厚彩命令通信连架设线路。施说，我连全是新兵，未进行一天训练，无法完成任务。团长说，我们工兵部队与你连是同时接来的新兵，都要构筑工事，埋设地雷；你要使用骨干，完成任务。连长没话可说，硬着头皮去架设线路，开设总机。12月12日10时左右，接到团长命令，率领全连沿着中山大道，经新街口出挹江门后设法渡江。沿途安静，将近挹江门时，看见36师士兵荷枪实弹地守在门口阻止出城。连长不了解情况，说我们是奉命出城，为甚么不让出城？怎么说也不成，只好带着全连在马路边休息。他几天没睡觉，在休息中睡着了，梦中被传令兵推醒，才晓得36师已经撤走，临走时将大量拿不走的弹药堆积在城门洞内，放火燃烧，城门无法通过。无奈他带领全连官兵走上城头，利用“被服线”将人系下城外。一到江边，便找了上船的木板，扎成筏子，准备渡江。因为人多，没有登上几个人，筏子便沉入水底；适逢通信营一班人也找渡江工具，便将筏子让给他们，另找渡江工具。江防部队混乱拥挤，一连人几乎冲散。他带领剩下的不足二十名士兵，沿江向上新河走去，在江边截住了一个木排，指挥筏子上的士兵用钢盔和枪托把向岸猛划。上岸后，才知道这里是江新洲，筏子过的是夹江；于是，跟他上岸的士兵，只好又用芦苇扎成筏子再次过江。他自己觉得是北方人，不谙水性，未敢冒险上筏。士兵们说，过江后找船来接。他只好答应，未作丝毫希望。此时，日寇已到下关附近，约黄昏时候敌舰放下汽艇，沿北岸向大胜关开来。他心急如焚，百思想不出渡江办法，比伍子胥过昭关还难。结筏过了江的士兵，在北岸找到两条小船来接。他们大喜过望，赶快上船。因为来时顺风，两个人拉了两条船顺风过来；但去北岸是逆风，二十多人将船撑开离岸，却很难。士兵于芦苇丛小便时，发现在该处隐藏的渔民数人；便抬出桅杆两根，插在船上，扯起风棚，才顺利地开到北岸。上了岸，此地守军是78师，连长是他黄埔八期同学，很顺利地通过防线，在滁洲北沙河登岸。

饮恨长江

（一）

　　1937年12月12日，守备紫金山的教导总队第五团与敌人激战了一整天，仰攻之敌，伏尸累累，攻势顿挫，未获寸展。我团亦因伤亡很重，没有援兵，只得死守，无力反攻，敌我形成对峙状态。日落之前，紫金山一二峰仍在我军固守中。苦守陵园、西山、孝陵卫、白骨坟阵地的我一二旅官兵，经过五天五夜的血战，伤亡严重，仍在顽强战斗，寸步未退。随着夕阳西斜，猛烈的炮火逐渐停止，步机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在战斗间歇之际，我正想回到天堡城北坡连部安排一下后勤事宜，恰好在第一峰遇到了马威龙旅长。他满脸烟灰，混身泥土，神情有些紧张；但精神饱满，并未显出连日来激战的疲劳。我习惯地敬了个礼。还未等我开口，他就命令我带连部官兵到太平门外徐坟附近的岗子脚路东待命。我率领炊事班及勤杂人员到达指定地点。此时，金乌西坠，暮色苍茫，已过黄昏时分，远山近水全被夜幕所笼罩，眼前景物模糊不清。为了夜间容易与旅部来人联络，我把队伍安置在视野开阔没有隐蔽的路侧，派出岗哨严密警戒；同时派传达军士二人，在公路上瞭望巡视，专等旅部来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但看不到旅长派人来，通往尧化门及下关的公路上也没有部队来往。周围虽然平静，听不到枪声，但我所带的二十多名勤杂兵，除了几只手枪外，没有武器；万一发生情况，毫无自卫的力量；如果不很快加入部队，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旅长有命，叫我们在这里等待，岂敢擅自行动。大家坐立不安焦急如焚，有人判断可能是撤守，我认为不会。如果是撤守，不论由下关过江还是由尧化门绕道敌后突围，太平门是必经之路，但现在仍未见有部队出城，看不出撤守的迹象。除了设法找到部队外，别无其它的选择。但我认为这个时候应当适应情况，不宜这样等待。我决定直接向总队部联系。总队指挥所就设在富贵山要塞地下室，徒步往返也不过一小时左右，便写了简要的报告，派传达军士送去。不到片刻，他急急忙忙跑回来说︰“太平门外部队拥挤不堪，秩序混乱。城门已被进出部队阻塞，水泄不通，无法进出”。我问进城的是哪个部队？他说大多数是我们教导总队的，听说奉命到军校大操场集合整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顿觉踏实了。立即带队向太平门走去。还未临近城门，就听到人声嘈杂，老远望见黑压压一片，聚集在太平门外，停止不动。我把队伍安置在较为偏远的地方，从人群中慢慢挤到城门洞跟前。在友军手电灯光下看到的情况和传达军士的报告一样，进出部队互不相让，彼此皆以开枪相威胁。我立即感到情况严重，一旦动起武来，势必造成惨痛的悲剧，便大声说︰“我们奉命进城整理，请让我们进去后你们再出来”。话未落地就有人说︰“我们今晚奉命出击，任务紧急，如果耽误时间，就要贻误大事，你们进城整理晚点也不要紧”。听得出是两广口音。我知道邓龙光、叶肇的部队也调来参加南京保卫战，因而信以为真，便大声向入城部队说明情况，请大家顾全大局，让友军先出城去执行任务，以免贻误军机。经过一番调解，教导总队的官兵从城门洞里退了出来，城门外的也向公路两侧分开，让出城的部队顺利通过，一场武装冲突转瞬间得到避免。此时，出城部队像潮水一样蜂拥而出，秩序混乱，不成队形，一波接一波奔腾而出，不知道甚么番号，也不知人数多少。持续约有两个小时左右，才不见有后续部队出来。此时城门洞开，空无一人，奇怪的是原来要进城整理的部队，此刻也不知去向。回头一看，我的二十多人依然集结在原地没有失散；我才明白，所谓奉命出击执行紧急任务，不过是饰词，撤退才是真情。我判断广西部队大概抢在前头，其他部队依次跟在后面；当然不能肯定其中没有教导总队，无怪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才全部撤光。我想跟随友军一同突围，已经赶不上了。这时我顿感情况严重，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事已至此，总不能无所作为。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觉得南京已尽弃家，个人生死无所谓了，还有甚么犹豫可怕的，何不进城去看看，究竟有没有自己的部队还在城里，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便毅然带着二十多人进了太平门。回想八年以来，为了培训国军的优秀干部，为了建立一支国防军的示范部队，不知多少次进出太平门，留下了多少脚印，今晚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愿有一天，百万貔貅伏强敌，旌旗凯歌下江东，如果不死，重来此地，悼念诸先烈，也算是遂了投笔从戎的志愿。

　　（注）（1）12月12日下午五时左右，马威龙必然奉到放弃南京的命令，并与邓龙光、叶肇联系好一同突围。但他给我下命令时含糊其辞，未将实情告之，使我与各排失去联络。至今思之，深以为恨。（2）紫金山上的官兵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战，伤亡惨重，疲劳不堪，粮弹供应不及，无力突围，他只带几十人突围。（3）1939年5月马威龙任46师138旅长职务，我们在河南开封与日寇土肥原部激战，在罗王车站阵亡。

（二）

　　当我们进到太平门的时候，迎面看到军校大礼堂的时钟已是午夜十二时以后，沿富贵山东西两侧及黄埔大院周围，不但没有部队活动，连人影都看不见。一片空阔，寂静欲死，一望而知南京业已撤守，只剩下一座空城。我们进城归队的希望已彻底幻灭，此刻还有甚么踌躇。我说︰“弟兄们，走！直奔下关，幸运的话也许还能跟部队过江”。便命砸碎行军锅灶，扔掉一切东西，一律轻装，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挹江门奔去。路过成贤街北端，我想起了连部还有一位战士留守，放心不下，顺便去看一下，万没想到这个皖北农民子弟，像失群的孤雁仍在连部没有离开。一见我就问︰“连长，怎么样了？”我说部队撤了，快跟着走！他楞了一下，挎起自己的二十响自来得手枪，顺手抱起一架仅有的德式总机，猛向地下一摔，便加入了部队。这个战士一瞬间的行动，是何等的坚强勇敢，表现了一个军人的英雄本色，流露出对国家的热爱，对自己任务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不愧为炎黄子孙，皖北好汉。我心里想︰目前日本鬼子如此猖狂，如此嚣张，如此残暴，迟早会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我军三个月来在南北战场上，英勇作战，给日寇以意料不到的打击，已为持久抗战并获得最后胜利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楚。敌人今天虽然占领了南京，表面上似乎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不可逾越的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终被埋葬在万丈深渊里。只要我们不惜重大牺牲，坚决拼命到底，如果不死，必会看到日寇可耻下场。当我们走到鼓楼附近时，看到零零散散的散兵，仍然荷枪实弹，武装齐全，在微弱昏暗的路灯下，从新街口方向往北走来，心情沉重，默默无言。都是从火线撤退下来，失去队伍，无处投奔，只好指望到达下关渡过长江去。我们所经过的大街小巷都关门闭户，熄灭灯光，一片黑暗。全市被战争的恐怖气氛所笼罩，亡国之痛，令人泪下。这时候，中华门方面的情况不明，莫愁湖、水门西一带听不到枪声。路过三牌楼，看见当年修建的宫殿式的铁道部、交通部业已烧毁，余火未熄，临街房舍，多被敌机炸毁，一片瓦砾。快到挹江门时，远远望见溃退下来的官兵，聚集在挹江门内，足有一里多长，我们也顺序加入了出城的行列。等了很久不见活动，从前头传下来消息说，挹江门业已堵死，前边出不去，后边向前挤，人声喧哗，混乱不堪，很多人被踩死踩伤，呼叫连天。我看眼前的情况，出城既不可能，过江更是无望，如果这样聚成一堆，天一亮，被敌人发现，别说敌机轰炸，就是一阵排炮，也将被全部消灭。这里不是停留的地方，便把队伍带到挹江门东边偏僻处坐下来和大家商量办法。战友们都叫连长拿主意，真是天晓得，连长还不是和大家一样的吗？还能想出甚么出路。我说︰“我们现在都是瓮中之鳖，除了一死报国外没有别的选择。紫金山本来就是我们光荣牺牲的地方，而今叫我们不明不白地撤下来，又无明确指示，事到如今，报国有心，杀敌无力，既然已到绝境，又何惜一死。我个人绝不甘当俘虏，如果大家还有甚么办法就自寻出路，否则只有和敌人最后一拼，以死报国”。战友们坚决表示，活在一起，死在一起，都不离开；自寻出路，实际上没有出路。我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激动，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田横，有八百壮士殉难，我这个小小连长有何能何德，今天还有二十多名战友同生死共患难，实在太光荣，死得其所，死而无憾。我们分析了当晚的情况，认为敌人和我们激战了一天，受到惨重的损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落之后也得喘息一下，即使发起进攻，一般也要在拂晓。另外，我军夜间撤离战场，行动秘密，敌人未必知道。即使判断我们撤守，黑夜进城，将冒埋伏、狙击、巷战的危险。怕死的日本鬼子在天亮之前，进城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的时间空间都是属于我们的。既然和敌人作最后的一拼，就得做充份的准备。没有武器，就近检起被遗弃的枪支手榴弹，选定适当的位置，待敌人接近时就和他死拼。准备妥当之后，就坐下来休息。俗话说，一夫拼命，万将难抵，把生死置之度外之后，反而觉得胆大气壮，无所畏惧，而饥饿疲劳更是不在话下了。

（三）

　　情况的变化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不多久，挹江门起了火，霎时间火光冲天，一片通红，老远望见火光下想要出城的部队，依然聚集在挹江门内。这场大火燃烧了一段时间后渐渐熄灭下来，我们急于知道一些新情况，又无目的地来到挹江门附近。这场大火如何引起的，我倾耳静听了人们的纷纷议论。有人说直到现在，下关一带听不到枪声，说明敌人的部队还未到来，没有和我们接触，断定不是炮火引起的。也有人似乎知道真实情况，直接指出﹕守备下关一带的36师为抢先过江，把城门堵死，不让城内守军出城，最后撤离时放起一把火来。你一言我一语，把心中的怒火转移到宋希濂将军身上。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更不应毫无证据地指责别人。正想带队离开此地，不知我的哪位战友说，我们为甚么不从城头缒下去？接着就有几位战友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真惭愧，我怎么就没想起缒城这个办法呢？就说，大家认为缒城这个办法可行，不妨试试。于是，在挹江门东边二百多米处登上城头，往下一看不算很高。我叫准尉排副董玉林先下去，接着战友们一个一个缒下去，最后我和准尉特务长李晋九也下去了。队伍集结在城墙根下没有失散，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折磨了一夜，在绝望中出得城来；然而，在这样混乱撤退的情况下，能否渡过长江，更难预料，只能看运气了。

（四）

　　12月13日晨，黎明前的黑暗渐渐消逝，挹江门外的景像已历历在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挹江门外沿城根一带的住房，已被大火烧光，烟雾迷漫，一片瓦砾，被烧死的官兵焦头烂额，惨不忍睹。一股血腥气味扑面而来，令人掩鼻。通往江边的马路两侧，尽是无法过江的散兵，很多还能救护的伤兵躺在路边呻吟叹息，任其自生自灭。踩死踏伤的尸体，横竖躺在地面，血迹斑斑，令人酸楚。在许多尸体中，认了出通信营无线电排排长华有睿同志。我们正在奔向下关江边之际，忽然听到后面一阵嘈杂，不知挹江门为何打开，一股人流像春潮一样，从城门洞内奔腾而出，转瞬间蜂涌到下关江边，汇入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大家望着波涛汹涌不见北岸的大江，沉痛地说，早知如此，何必撤下火线？这时候太阳已经爬上山顶，微弱的阳光虽然照射在人们身上，哪能感到一点温暖？突然间，一阵密集的步机枪声夹杂着微弱的号音，从遥远的东南方向传来。江边的人群顿时紧张起来，纷纷四散。有的原地卧倒，准备射击，有的急忙躲进民房，有的离开江边不知去向。我和我的二十多名战友，就近进入了下关水泥厂，以门墙为依托准备抵抗；但在一阵密集枪声之后，却又沉寂下来。一场虚惊虽然过去，而惨酷的屠杀和搏斗，很快就要到来。面对长江，一筹莫展。我看见不少官兵还带着武器，总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豁出命来，从新河方面冲杀出去，纵然牺牲也让敌人付出代价，便大声疾呼﹕我们已到最后关头，没有别的出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跟着来！从新河方面冲出去，一时成百上千的官兵跟了上来，向上新河方面冲去；但毕竟是临时集合，一片散沙，难得统一。一时激动之后，许多人踌躇不前，还未到上新河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实在令人丧气，只好又回到下关。江边的官兵依然无计可施。快到中午的时候，忽然发现江面上无数的浮尸随波逐流，从上游漫江而下；间有未死者仍在水中挣扎，旋被波涛吞没。大家知道，是上游战斗失利了，无法过江的官兵均被敌人逼到江中。景像之惨，令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大家都意识到眼前的惨景很快会临到自己头上，再也没有踌躇的余地了，立即作出了自己最后的决定。有的奋身一跃投入江中，有的抱木泅渡，有的离开江边。我身旁的战友也要不顾死活，设法过江。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如果现在都是在两军阵前，生死决别之时，相信大家都会奋不顾身与敌死拼；但在眼前的情况下，我无权命令他们。我说，大家既然决心过江，那就赶快行动；有人侥幸过去，把我们的情况向部队报告。这样，我们一同下紫金山，出挹江门，共患难同生死的二十多名战友，便各自准备过江，以后再也没有见面。

（五）

　　江南12月的冬天虽不似北方那么冷，但若冒寒冷的天气泅渡长江，就是善识水性惯于游泳的行家，尚且望而生畏，何况不会游泳、光凭一块木板的浮力，要渡过长江，纵不能说是儿戏，也会被认为是神经失常，但在生死关头就不能以常理论。12月13日，下关江边几万无法过江的官兵，大都不会游泳，也并不是连一点常识都没有。他们奋不顾身地下水过江，只是一个念头，就是宁可被水淹死，也决不投降敌人。宁可死而荣，不为生而辱，死生之间，选择分明，大义凛然，表现了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品质和英雄气概，真可说惊天地动鬼神。实际上，侥幸过得江来的实在少得可怜。别说九死一生，就是百分之一二都没有。我的亲身经历就是铁证。我过得江来，似乎是神话般的、戏剧性的。事实如此，毫无虚构。

　　当我的战友分组准备过江，将要生离死别的俄倾间，大家依依难舍失声落泪了。我忍着夺眶欲出的热泪说，好汉眼泪不轻弹，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报仇雪耻，不要难过，更要坚强，和长江拼搏，但愿后会有期，不是永别，快去行动，不要耽误。就这样，在下关江边大家分散了。我和我的那个留守战友，共扎一个木排泅渡，我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浮渡长江是形同儿戏，凶多吉少。当时这样做，与其说是求生，不如说是换一个死的地方、换一个死的方式罢了。木排下水时全身浸在水里，只露出头来，时沉时浮。转瞬间漂到江心，汇入浮尸的洪流中；虽然尽全力支持，毕竟江流汹涌，眼看就要沉没，在危急中看到一条大木船缓缓下流。我二人觉得有了救星，便拼命向木船划去。在靠近船身的时候，听到有人唤道︰“连长快上来”。话未落地，一根竹杆伸到面前，我顺手握住一跃而上。再将竹杆伸下去时，木排已冲过船头好几米。我望着未能获救的战友随波流去，一阵心酸，不禁泪下，感恨不已。原来，救我上船的，是我团榴弹炮连通讯班的军士。我当排长时，他在我排受过技术训练，又在一个营房多年，彼此熟悉，若不是鬼使神差，怎么会在生死俄倾之间，竟相逢在大江中流，救了我一命，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虽说不是命运，也算是奇迹。这条木船原是下关码头的趸船，士兵们砸断铁链作为渡江的工具。船体较大，船上人多，又值长江枯水季节，能否靠到北岸很难预料，如再往下流，就入敌区，岂不自投虎口，白白送死。人们的心情比在岸上更为沉重，幸而船在缓漫的漂流中，渐渐地离开了江心靠向北岸，终于无力行驶，在离沙滩不远的地方搁浅了。距沙滩虽然不远，但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这一百多米的水域，还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大家还是束手无策。此时太阳已是西移，江面上仍有浮尸漂下，南岸不闻枪声，敌人的大型兵船还未进来；但在遥远的下游，隐约看见有两三只小船在活动，越来越近，肉眼就辨别出来是敌人的武装汽艇在向上行驶。大家紧张起来，会点水的跳下船去泅水逃生，大多数在船上不知所措。我对我的战友说︰现在只有不顾死活向沙滩泅渡，宁可淹死，也不能不让敌人机枪杀光，于是跳进江中，各自浮渡。毕竟趸船搁浅的地方，已不是深水，凭自己刚学会的一点游泳本事奋力泅渡，渐渐觉得脚已着地，知道没有多大危险，便挺身起来走上沙滩；回头看见跳船浮渡的官兵多已漂到下游，走上沙滩的才不过数十人，其中就没有救我的那位战友，使我万分难过。我在江中快要沉没的顷刻，他救了我，又怎么料到他竟先我而死。我想，人的生死祸福真有甚么上帝安排的话，那么这个上帝又根据甚么标准来安排？天公无情人有情，我将永远怀念他，终生不忘。当我走上沙滩时，满以为渡过了大江，正向岸走去，谁知前面还有一条夹江拦着去路。我叹了一声﹕“罢了，罢了，命中注定水里死，不会让你岸上活”。但我又想，上海战场没有打死，紫金山上没有阵亡，大江中流遇到救星，难道小小夹江，使我丧生鱼腹不成？虽说君子不能与命争，难道非听天由命不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夹江水势的缓急和江面的宽窄，也考虑了自己的疲惫体力，似乎还有勇气和信心，便选定了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地方，跳下水去开始泅渡，尽量保持体力，顺着水势向岸边浮去。经过几次的危险，终于渡过夹江，面前是一片泥潭，再过去就是茂密的芦苇，芦苇尽处便是长江北岸。我高兴地走上泥潭，谁知道一片表面干燥而龟裂的泥潭，竟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后脚未拔出来，前脚又陷下去，越陷越深，几乎拔不出来。我这个生长在大西北的老甘，不但未经过，也未听说过江泥的危险。我想当年孙悟空取经途中，未必遇到这样的魔障，好不可怕，好不危险。但情急智生，我立即卧倒，匍匐前进。还没越过泥潭，又听到空中飞机的声音。敌人两架水陆两用飞机，溯长江向西飞来，先是在江上扫射一阵，随后向这泥潭俯冲扫射，来回两次之后，向东飞去。子弹打起的泥浆飞溅满身，幸未命中。飞机去后，继续爬过泥潭，进入苇塘，深处没顶，浅处齐胸，幸有芦苇的扶持，才安全登上北岸。江边丘陵起伏，只有一条崎岖小路通往东西，数十里内不见村落人家，更无行人往来，看情况敌人还没有来这里。回顾前后左右，在空阔的江边，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个人。刚纔过夹江爬泥潭越苇塘的战士，怎么一个也不见了，如果上了岸，不可能转瞬间走的无影无踪，一定是疲劳不堪力尽气竭，不是陷于泥潭，便是在茂密的芦苇丛里结束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时，太阳快要落下山头，一阵晚风吹来，混身发抖，觉得饥饿疲劳愤恨伤痛，一切恶魔向我袭来。我无力抵抗，顾不得一身淋漓倒在江边；经过片刻的喘息，才觉得有点清醒。正在迷惘不定之际，又听得密集的枪声从江面传来。定睛一看，敌人的那两三只武装汽艇已驶到眼前，来来往往在江边扫射。我们所乘的那条趸船依然静静地躺在原地，船上二百多名丧失战斗力的官兵，全被敌人扫射在江中，无一幸免，真是滚滚长江，淘不尽民族仇国家恨，洒一掬热泪，吊战友们安息。如果死而有灵，魂兮归来，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千秋万代，永慰忠烈。我们后死之人，必定要复仇雪耻，光复首都，就有如后浪推前浪的滔滔大江。我检查了一下周身，发现自卫小手枪不知丢落到何处，此时一无所有。我打起精神，扔掉水渍渍的棉裤，拧干了上衣，沿着崎岖小路，一口气跑了两三里，才觉得身上有点热气。我想找到一家农民，同胞们会给我一碗饭吃。正在行进之际，看见前边有两个军人并肩前进，为了搭伴同行，急忙向前赶去。刚到前面，就有人叫道︰“连长，是您”！他们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便问我是怎样过江的。我说，一言难尽。我看他们面很熟，但叫不出名字。便问︰你们这样整齐，想必不是泅水过江。他说，我们在八卦洲芦苇丛里找到一只小船，由农民送过江来，总算幸运。他们看见我一双赤脚血迹模糊，立刻打开背包，取出一双布鞋给我。原来这两位战友是总队骑兵连的，一个是上士，一个是上等兵，都是保定人。在这空山旷野，孤独苦难之际，遇上了自己部队的战友，真不相信我有这样的造化。大家边走边谈倍觉亲切。黄昏之前，在山沟里找到一家农民。他们买米做饭，我烘干了衣服，一顿白饭，胜似山珍海味。本想休息一下，恢复体力后再找部队；但我忽然想起有人说过，战场上曾发生过有些歹徒丧心病狂，竟然强缴前线掉队士兵的武器，甚至因此而害了性命，同时警惕敌人可能已到浦口，天亮以后情况无法预料。因此，我想克服一切疲劳，离开此地，绝不能停留，便和两位战友连夜奔向滁洲。

（六）

　　12月14日，大约下午四时左右，我们一行三人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到达滁洲车站。站上除了一些零星归队的士兵和逃难的老百姓外，连贩卖小吃的都没有。好象敌人的铁蹄很快就要踏到这里来。据说中午有敌机三架，在这里胡乱投了几颗炸弹，都落在附近的稻田里，没有造成破坏。站台上有教导总队在“临淮关收容”的告示。正好在站台的另一岔道上停着一列火车，据说是路局撤退的最后一辆工程车。车上人已挤满，无法上去。我们只好准备徒步归队。就在这个时候发出了空袭警报，车上车下，纷纷疏散。我对二位战友说，不趁这个机会上车还待何时？于是我们就爬上了车，没几分钟，又有敌人轰炸机三架出现在上空，缓缓向东南方向飞去。敌机去后，人们又拥到车前抢着上车，没有爬上多少，列车就开动了。我们侥幸坐上火车，免除了徒步行军之劳。在车上，我的战友说︰“太侥幸，多危险？”我说，不是我在冒险。这个小车站，没有重要的军事目标，中午空袭只不过是破坏车站设施，阻挠铁路运输。现在天快黑了，必定是返航飞机路过，没有投弹的任务，还怕甚么？车过张八岭时，远远看见许多官兵，身穿新棉军服，在山岳地带构筑工事，布置阵地。他们在大敌当前、从容不迫准备迎敌的精神，令人鼓舞。据说这是由浦口撤到此地的胡宗南部，是和我们一同转战京沪的友军。我想他们一定会狠狠地打击敌人，祝他们胜利。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重上战场，和他们并肩作战。

虎头蛇尾

12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列车到达临淮关，得知总队又改在河南开封收容。我们心中有数，便先去洗澡理发，清除一下多日的灰尘，然后大块鱼肉填饱了肚子，才觉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几天来的疲劳，很快消失。当我们在车站准备去开封时，看见我们的总队长桂永清也进站来了，才知道他还留在这里。他穿著呢军装，中将领章，神情很是沮丧，面部没有表情，后面跟着上校副官处长余易鳞、少校副官章诚公、卫士刘正与及几个随从人员。我向前行了个军礼，还未向他问好，他开口便问︰“石连长，你带回多少人来”？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说，我差点淹死在江边，总队长您带回多少人来？他听了我的回答似乎也很难为情，没再多问，把手一挥说︰马上开车了，快上车吧！我和二位战友上了另一节车厢。在列车行驶当中，我想刚纔对总队长的回答，虽然是直言直语，实话实说，但一时措词失当，有失礼貌，颇感内疚，深自责备没有一点涵养；但南京的撤退情况，他不是不知道，也是亲身经历的。唐生智司令长官表示死守南京，惟恐有些溃退下来的士兵擅自过江，影响军心，事先命令守备下关的宋希濂将军，把各部队预先控制的民船开到江北上游。保卫南京的部队，除了36师有优先过江的机会，徐源泉部在上新河控制一些船只，安全地撤到北岸外；邓龙光、叶肇的部队由尧化门绕到敌后向皖南突围，其他各军、师、团、营因伤亡很大，无力突围，都聚集在下关；但无渡江的船只，又没有指挥渡江的部队，长江天堑又怎能插翅飞过？好多无法渡江的官兵，后来全被敌人先后屠杀。据闻，桂永清也是由工兵营的士兵扎了一个木排过江，并且陷在江泥中，由士兵连拉带拖才免灭顶之灾，怎么又问我带多少人出来，岂不是明知故问。

　　16日清晨我们到了开封火车站，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派参谋罗会兴等到站迎接，为我们安排住地及给养。没几天，在开封收容的近两千人开到武昌。1939年1月，总队番号撤消，改为陆军第16师，由李良荣任师长，桂永清调任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总队部干部除一部份仍在部队外，大多调干部训练团。我继续在师通讯营任连长。五月下旬，部队在湖南衡山还未整补就绪，就又奉命参加了河南的兰封战役。

　　注︰罗会兴和我同在一连，任排长，江西人，后来刘峙调他为随从参谋。

　　当我近九十高龄，开始写这篇回忆的时候，心潮起伏，思绪万端，仿佛又置身当年战场，看到战友们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情景，看到下关江边的士兵，被阻于天险蹈江殉国的英雄气概，想到多年的同事、同学和战友为国家捐出自己的生命，不禁泪如泉涌，怀念不止，无法握笔继续写下去。下面几首小诗作为本文结束﹕

一、 血沃钟山松林碧，尸填长江鱼龙惊，

一江春水千古恨，十万雄烈中华魂。

二、 大江东去浪滔滔，血战钟山恨未消。

九死一生越天堑，国仇不报妄自豪。

三 龙盘虎踞六代雄，一朝血雨沃江东。

势穷力竭孤忠尽，忍看铁蹄入帝阍。

（注︰唐生智司令长官命令宋希濂和胡宗南的部队阻止南京守军出城过江，对违令者可以射击制止。36师撤退时，教导总队的许多官兵就亲眼看见他们堵塞了城门。）

　

附总队参加京、沪及兰封诸次战役中干部伤亡情况

姓名
级别
籍贯
阵亡殉国地点
备注

谢程瑞
上校团长
　
殉难（南京）
　

秦士铨
上校团长
　
殉难（南京）
军校

李义伯
中校军需
安徽
殉难（南京）
　

罗玉峰
少校营长
湖南
紫金山三峰阵亡
军训一期

周士泉
少校营长
　
白骨坟阵亡
　

欧阳俊
少校营长
湖南
紫金山二峰负伤
　

傅守开
少校营长
山西
殉难（南京）
　

申博施
少校参谋
河北
南京被俘杀害
军校九期

温秉铎
少校团副
　
明故宫机场阵亡
　

刘南溪
少校营副
安徽
殉难（南京）
军校六期

李维州
上尉营副
　
孝陵卫西山阵亡
　

王锷千
上尉连长
　
孝陵卫西山阵亡
　

汤国俊
上尉连长
　
孝陵卫西山重伤
　

胡英
上尉连长
　
紫金山三峰阵亡
军校八期

张仲羡
上尉连长
河北
中山陵园阵亡
军校九期

戴鸿钧
上尉排长
安徽
江中负伤
军校九期

乔梦鹤
上尉台长
辽宁
殉难（南京）
军校九期

施国藩
上尉连长
福建
殉难（南京）
军校九期

施振强
上尉连副
河北
殉难（南京）
军校九期

李承业
上尉排长
浙江
殉难（南京）
军校九期

贾维输
上尉排长
陕西
殉难（南京）
军校九期

刘冠军
上尉排长
陕西
阵亡（南京）
军校九期

刘效吾
上尉连长
绥远
阵亡（南京）
军校九期

徐干英
上尉连长
山东
阵亡（南京）
军校九期

华有睿
上尉排长
陕西
阵亡（南京）
军校八期

崔光明
上尉排长
河北
阵亡（南京）
　

陈斯健
上尉连长
福建
殉难（南京）
军校八期

郭懋德
上尉排长
陕西
阵亡（南京）
军校九期

吕鹤年
上尉连长
山西
负伤（南京）
军校九期

于祥生
准尉排副
河北
阵亡（南京）
总队

王俊
上尉连长
　
阵亡（南京）
　

李昌龄
上校团长
山东
负伤（上海）
军校三期

刘殿卿
少校团副
河北
阵亡（上海）
军训一期

张洪九
上尉连长
　
阵亡（上海）
军校八期

晏泽英
上尉连长
　
阵亡（上海）
军校八期

屠仁昶
中尉排长
湖北
负伤（上海）
军校九期

陈裕廉
少校营长
　
阵亡（上海）
　

马威龙
少将旅长
广西
阵亡（河南）
　

李昌龄
少将旅长
　
重伤（河南）
黄埔三期

毛龄翼
上校团长
　
阵亡（河南）
　

汝鑫
少校营长
甘肃
阵亡（河南）
军训一期

于宗渭
上尉连长
山东
阵亡（河南）
军校九期

崔清祥
少尉排长
江苏
负伤（河南）
总队学兵

陈茂松
上尉连长
　
阵亡（河南）
　


附注︰

1、上述阵亡、负伤姓名、级职仅就个人认识所知而言。

2、表内所谓“殉国”系指撤退时不能过江而被敌人杀害，以及投江自杀以死报国者而言。

虎头蛇尾

再读点历史—《朝战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
   沈志华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NextPage]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虎头蛇尾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三、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这样，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