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日记】：有希望的男人

宝华

好像正常啊，我这边看没什么问题。
继续努力吧，帖子就要过万点了。

宝华

哦，没注意看，是前几页看不到了。是不是帖子太长了？

建议你叫帮主把这个帖子移到会员作品吧。

[ 本贴由 宝华 于 04-8-11 21:42 最后编辑 ]

海湾

哈哈，帮我把《P9日记》移到会员作品吧！
我原来就是从那里转到心情的啊！
郁闷，丢失的应该找不到了吧？

但是在首页给我加个我自己的帖子吧，好改标题啊！
现在连标题都改不了了！

Thanx a lot!

[ 本贴由 海湾 于 04-8-12 14:25 最后编辑 ]

海湾

原来的日记丢失了部分，重开此贴

[ 本贴由 海边 于 04-8-13 15:02 最后编辑 ]

大满贯

帮海湾顶！

海湾

中国的干部vs.英美的富豪(转）

从两大灾难看中国人的道德。

　　1994年12月8日傍晚，新疆的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行「两基」教育汇报演 出，不幸的在现场发生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6人烧伤。

　　灾后鉴定报告里显示，死者中有288人是学生，其中独生子女占98%。

     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

  　　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 鞋跟所踩下的血洞。还有目击者声称，一个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当卡车运往殡仪馆 时，肠子还拖在地上......

  　　肇事原因是由于舞台纱幕距离舞台光柱灯只有23公分，不符合安全要求。而纱 幕被上千度的高温烤燃，酿成大火。但面积如此广大友谊馆，竟然仅有一个出口，其余信道全被防盗栅栏和卷闸门封死。

　　当时在友谊馆参加活动的，有该市15所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教职员工796人； 另外还有自治区教委「两基」教育验收团的25人，和克拉玛依市20多名副处以上的官员。

  　　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大小官员，竟奇迹」似地无一人伤亡。而且当时他们都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却最先逃出，出来后一个个也还都衣冠楚楚。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时，场内已是另一番情景:「我抬头一看舞台，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拿著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

　　另一位在火灾中带出12名学生，自己五年级的儿子却葬身火窟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著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
走......』」在场的最高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从塞满孩子的唯一出口离开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案，他很不幸，被火星烧 焦了几荆白发。

　　市教委一名党委副书记况＊，凭借著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还骄傲的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没人出面维持秩序，没人向被大火包围的孩子们伸出援手。最后，领导依旧领导，很多学生却学不到生了。


     　　。。。。。。。。。。。。。。。。。


  　　1914年四月十日晚上，世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满载二千二百零七名搭客，由英国首航前往美国的纽约。


　　泰坦尼克号被誉为「不沉的方舟」，救生艇当然不会太多。不料启航后四天，就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碰冰山。当时建造该船的工程师也在船上，经他详细的检查后，失望的告诉船长，船舱损毁严重，不久船将下沉。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登时秩序大乱。

  　　这时一位乘客约翰．侯伯牧师（Rev. John Harper），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Moody Memorial Church）布道。他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

　　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著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它乘客，大家秩序井然的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

　　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它的乐手，也穿著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群基督徒伴奏。在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的歌声中，锅炉爆炸、电力中断、船身断为两截，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与乐师的生命和歌声 ，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时，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青年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青年回答道：「没有。」
  　　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靠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

　　最后一次，他们再靠近时，在海中时间久了，青年已经疲倦了，想放弃挣扎时。 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著他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那个年轻人，自己沉入海中。

　　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那位年轻人一到纽约，立刻赶到芝加哥慕迪教会，向大家见证：「侯伯牧师原本今天要站在这里，向各位说话；但却因为我的缘故，他做了一次『不一样的选择』。我因此也认识了他所认识的那位神，从今以后，我也要继续侯伯牧师他『不一样的选择』。」

　　几天以后，在侯伯牧师的家乡，英国的格拉斯哥，也举行了一场追思仪式，当场也有一千多人站起来，像在芝加哥那里的几千位听众一样，宣示要继续侯伯牧师那「不一样的选择」。

         　　。。。。。。。。。。。。。。。。

　　泰坦尼克号这一轰动全球的沉船事件，造成1502死亡，仅有705人获救。

     当这些生还者到达纽约后，亲眼目睹沉船上那一群基督徒的见证，生命有了不一
样的选择。而生还者多是妇女儿童，也安慰了英美两国人民的伤痛。

  　　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会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著：「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 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这些知名的、受过教育的、有创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对世界极少贡献的农妇相比，到底谁更应该上救生艇？谁对这个世界更有价值？但这是英国人、这是美国人，他们因信仰有了「不一样的选择」。

  　　另外像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感到自己可能离开早了点，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锅炉工困在那里。

　　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

  　　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希望。而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即使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著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

    　　。。。。。。。。。。。。。。。。。。。。

　　「泰坦尼克号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英国要往美国的大西洋上。「新疆大火事件」，发生在20世纪末，中国边境上的一个城市。

　　泰坦尼克号有生还者，新疆大火里也有生还者，但从生还者的口中，小我们却听 到了「不一样的故事」。

海湾

《 少见的诚实》  
Tue, 8 Jun 2004 15:02:51 +0800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完整版）{转载} 类别:灌水时间  

此文写得入骨三分，感觉曾经经历过一样。这是我对文章的最高评价：）  


我在一个生物技术企业工作了四年，之前是做市场的，最近一年被老板调到了人力资源部当经理。一年的人事工作经历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中国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坏毛病有颇多感慨和无奈。之所以放大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因为我相信我下面说的很多特性在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发生的几率要高于那些比我们好的国家。我是一个中国人，并不想贬低自己的民族，但我认为我们民族经过这一百年来的动荡，特别是十年文革，教育的确是被歪曲和延误了，国民整体素质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我在下面所发表的言论，既是在揭中国人的伤疤，也是在揭自己的伤疤，但我相信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才有改进和强大的机会。  

一、人人相轻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硕士轻视本科，本科轻视大专，大专轻视中专，名校轻视非名校（靠！中国有什么名校？），干部轻视职员，职员轻视工人。更搞笑的是学理科的轻视学文科的，学文科的轻视学理科的，市场部的轻视技术部的，技术部的轻视市场部的。这不是随口乱掰，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是一个公司的，别人不行要伸手帮忙，站在那里说风凉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说句老实话，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比谁高多少呢？何况大家捧着的是一个饭碗。都是中国人，美国人把咱大使馆说炸就炸了，日本人就是不还钓鱼岛，连香港人都说咱们是“大圈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自己的同胞？一个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绝对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每次看见那些吃饱了腆着肚子趾高气昂地骂服务生的人，以及我们公司那些拿着几千块RMB（折合几百美金）的伪白领，以为自己忽然中产了，整个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样，就觉得这个国家没什么希望。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 ，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我最近在公司推行绩效考核，有些部门经理不爽了，因为他们一算，自己的奖金要变少，还要被公司考核，于是背后说坏话的也有，开会大吵大闹的也有，不闻不问的也有，种种姿态，不一而足。有同事问我：“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搞绩效考核吗？一个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复杂，但是损害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于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些经理不会说自己的奖金变少了，而会说本部门的奖金变少了，本部门的风险变大了，或者挑起部门员工对制度的敌意，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在一个企业，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起的，公司好了大家都好，公司垮了，个人也拿不了几个月薪水。老外很崇尚个人价值，但在企业和组织里面非常遵循个体服从整体的准则，这就是对企业的正确理解。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他们物流部”、“他们财务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公司的，象有仇。我记得有次一个经理为他部门员工薪酬的事情问我“你们公司……”，我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是谁？公司是谁？”他一下子楞住了。  
美国人在自家小孩读幼儿园的第一天，回来问的是“你今天为别的小朋友做了什么？”、“你为老师做了什么？”……这就是从小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我估计中国的父母可能问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没有？”（担心自家小孩没喝到），“你今天在幼儿园乖吗？”（担心不乖被人打）……所以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的是强调利己，而不是强调合作。NBA那个嘉得乐饮料的广告语“我有，我可以”被国内企业大肆抄袭，于是“我选择，我喜欢”、“我运动，我快乐”之类的东西到处泛滥，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很突出“自我”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纠枉过正的事情，要么灭绝人性的搞共产主义，要么把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夸张到极端自私的地步。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号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老爱自己内部起哄，一跟外人打就完了。私心太重，就不会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就学不会妥协，不会妥协，就天天吵架，你争我斗，企业就在这样的内耗中完蛋了。  

三、疑心大，不诚信  

做人事经理免不了经常和人沟通，我就发现我们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这个事情我不好说，不想惹麻烦……”，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跟我买辆自行车结果没买，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我刚做人事经理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人事经理就是老板的传声筒，做这个职位只有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做啊！我做了一年，发现其实老板没什么大问题，而是他们天生的爱猜疑老板，又不当着老板的面说实话。所以自己营造一个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业里面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无论在一个社会或是企业里面，诚信度越低，运行成本越高。中国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很难相信别人，其实是我们社会不够文明的一个表现。  

四、蔑视制度  

当人事经理的第一天，老板就跟我说：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化。起初  
还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老板的苦心，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我上任后订了一个考勤制度，规定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积三次计旷工一天（因为公司的迟到现象很严重）。结果制度出来后，我一看有的员工迟到三次了，想着旷工罚款太重，心一软，就对员工说：“到了第三次迟到就补请一个事假吧，事假总比旷工好，下次不要迟到了”（这是我率先违反制度）。结果有的员工下个月仍然迟到三次，刚开始请迟到后事假，后来请病假（因为病假扣的钱更少），后来每次迟到都请病假，到后来连请假条也没有了，打个电话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滥起因是自己放闸，下了一个通知：“以后迟到一律不准事后补假”。不准事后请假，迟到的员工就把请假条的时间提前一天，反正经理们不管。我那时想到了《鹿鼎记》里面康熙对韦小宝说的一句话：“鳌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啊！”。最后实在没辙，宣布“迟到一律不准请假”。实施的当月有个女职员迟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记旷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来：“我从小就没有旷过课，现在居然被记旷工，你可以问××经理我那天迟到是因为……”，最后一句是“公司讲不讲人性化管理？！”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妈的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海湾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我才不会求你！”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绪，是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象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  
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转百回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着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说穿了，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了，哪有那么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政治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政治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我在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中规定，每个部门每年必须有5%的员工被评为不合格，实际上我最初定的是10%，但后来所有的经理都反对，只好降低标准。即使是5%，经理们也不愿执行，他们对我说：“如果我的部门员工都合格，你一定要弄出个5%，怎么办？我只好安排员工轮流做庄了”。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因为觉得自己是君子，对得起身边的兄弟们。我的回答是：“GE公司的淘汰率是20%，你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比GE的员工优秀？”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萧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它是一条明确的线，你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线下。所以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老外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因为他们的员工主动性和自律性比咱们强，“领老板的薪水对老板负责”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象在国外有的街道，红绿灯由司机自己按，因为遵守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脉中；要是在国内企业搞弹性工作时间，我相信90%的企业会死得很惨。中国的司机连红灯都敢闯，你叫他自己按红绿灯，他会一直按绿灯到自己不开车的那一天。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这些经理不会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员工多，权力比员工大，那么问题就应该到他为止，不然老板要你做经理干什么？可是他们总是把权力与责任分开，权力就是拿的钱多，管的人多，没想过其实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你有多少权力，就要负起多少责任。在我们公司，人事和财务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两个部门代表公司行使职权，最容易被经理们“转手”责任。当你正常过问他们事务的时候，经理们会很反感，认为你触犯了他的一亩三分地，挑战了他的权力；可是一碰到员工要加薪、预算被削减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这个钱我是同意的，可是财务部不同意！”。其实决定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下的，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与员工沟通，把责任和矛盾推卸到我们头上。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说得真好。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海湾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做了人事经理后，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在公司创立初期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公司也一直努力想培养他。但他的心眼特别小，私心特别重，毫无包容精神，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他几乎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认定他的上级（总监）不如他，但年终奖比他高，令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经常跑到老板那去说上级的坏话。我跟他说，别人能做你的上级，肯定有他的长处，即使别人有问题，你也应该与他达成谅解和共识，原因很简单：你们是为一个目标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级。可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固执地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他的上级。组织行为学里面有句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就是本位主义，他的大脑就完全被他的屁股（个人立场）控制了。  
我曾经跟老板开玩笑，评价他为“武功尽失，经脉全废”，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义，无可救药。无论他的工作热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甚至断定他在生活中也不会取得成功，至少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他33岁了，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内的跨国公司工作，有一个到海外出任分公司CEO的机会，结果公司把机会给了一个他认为专业技能、学历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他去问老板，老板说：因为公司觉得那个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养和更开放的心态，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他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糅合在一起，去实现公司的目标，这远比技能重要。  
这个案例给了我很深的启示。  
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也许中国人穷怕了，好不容易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功利得有点过了头。我周围的很多职业经理人用各种证书、MBA学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恨不得一个个都变成经济动物，谈起工作都是专家，就是不会与人相处。前几天我跟一个公司的同事聊天，他说大学毕业后6年时间里，他没有读过一本小说。  
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画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国内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  
跟中国的员工谈文化素养，谈人性关爱，他们多半以为你有病。他们会说，公司的氛围不好，沟通不通畅，执行力不强，但不会去想这是文化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一有钱就忘本，就嚣张，要写书，要设论坛，要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骂警察，就是没想过回馈社会，也是缺乏文化性。  
学历和技能是衡量一个人的硬件标准，但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软件，是一种性格和态度，是文化。所以老外招聘员工的时候，强调“沟通能力”、“团队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更注重一个人内在的素质，这才是决定个人价值的关键。  

结束语：本人今年28岁，自己还把自己归于愤青行列，所以行文有偏颇之处，亦可见谅。文章既来自生活，又超越生活，大家不必以此文来质疑我作为一名人事经理的心态。既是网络，大家各取所需，不必望文生义。说到对本文所列问题的解决方案，我想，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许答案就隐藏在问题之中。  

最后，我以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结尾，与大家共勉：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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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最后的一贴《少见的诚实》，感触良多。我们车友会人，是不是在努力抛弃那些陋习？积极倡导合作？对偶来说，偶很欣慰，偶看到了同学们的互助、合作，一次次的。万泉河探险、乘坡瀑布、新世界烧烤。。。。。等等，车友会的环境，让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