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袁腾飞老师（转）

小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这件事未尝不是件好事。


他说：“法庭就可以提供一个公开的平台，大家对于如何评价。。。。。，如何对待我们的现代的历史，有一种法律上的争辩，那么大家的相关的证据能够提出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吧。”


“文革”禁区阻碍青年了解历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贺卫方说，80年代初，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后，马上就停止了对于。。。。。的任何严肃的讨论。这些年来，对。。。的个人崇拜卷土重来。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这段历史“两眼一抹黑”，因此现在有必要重补历史课。


他说：“过去的30年都没有真正地反思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禁区。研究。。。。。的著作没有办法在国内出版，所以没有办法去让许多年轻的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所以这次为什么像‘唱红歌’这样的一种做法能够在许多的地方甚嚣尘上。”

小天

http://bbs.hualongxiang.com/read-htm-tid-7713155.html

修歌

袁腾飞都被吓出屎来了，不知道小天同学可有他的最新消息？

至于你现在还在力捧的茅于屎，很快就完蛋了！！

修歌

http://blog.sina.com.cn/kongqd

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2011.5.24）

主持人：我们来看网页新闻：《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我们来看具体内容：“在迎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汉奸分子茅于轼2011年4月26日在若干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此文是共产党的叛徒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去年在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量捏造事实，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各方面的反应已经表明，这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回来想听听孔老师怎么看待这事。

孔庆东：这是最近的一件大事。不光是北京市人民，其他各省的人民，都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联合起诉这两个人民所认为的汉奸和叛徒的罪行。近年来，茅于轼和辛子陵这两个人，发布了大量的、刚才你所念的那种事情：造谣啊、捏造啊、煽动啊，还有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等。这样的行为，干了很多很多，现在终于激起民愤。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言论自由”是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怎么理解这个“自由”？像茅于轼和辛子陵这样的人，他们就歪曲了这个“自由”。“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能不能造谣？比如说，我能不能说“昨天，我看见石菲吸毒了”？那你得拿出证据来。能不能说“言论自由我可以随便怎么说都行”？（主持人：那可不行。）或者我劝你，“石菲，把你家孩子杀了吧”。这种言论，都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或者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承担道德责任；或者要受到谴责，或者要受到法律追究。现在茅于轼和辛子陵，他们的一系列言行，已经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不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允许，在美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哪怕是在过去的封建时代，都是不能允许的，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一个人，这么大岁数，经历了这么多事，怎么能这么不要脸？怎么能这么无耻、这么丧尽天良呢？所以我觉得，北京市人民也好、甘肃人民也好、四川人民也好、广东人民也好，都不会饶过这些汉奸的无耻罪行的。

主持人：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资料上有“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人”，这上面是50个人的名单，我查找了一下，这50个人名单里面，其中有3个人就是我们“第一视频”的评论嘉宾。首先是第11个，我们的孔庆东老师了，接下来就是司马南老师，然后第29我看到了司马平邦老师。

孔庆东：但是其他的很多都是来自“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主持人：对，看到还有内退工人。）有内退的工人、有退休的干部、有报社的职工、有媒体工作者、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军队的，一大队来自各行各业的。说明他激起了我们全国各个领域人民的公愤，激起了大家共同的愤怒。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汉奸言行特别多，从根本上起着制造社会动乱、制造我们国家一种不安全形势（而且）加剧这种形势，起着这样一个坏作用。所以我提出，当前中国人民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汉奸、斗争汉奸。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思想混乱的问题。

主持人：每次跟孔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孔老师一直都在说要揪出汉奸，我们看这个事情终于有一个开始了。

孔庆东：对。有的时候像石菲这种善良的人，反正你比我强，你根本就不读他们那些“破话”，是不是？（主持人：对啊。）他们那些破书、破文章，你根本就不读，所以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读，有的人是读的，读的人容易就被他们所忽悠，被他们的言行所蛊惑。所以一个国家，不能够丧失警惕，要居安思危。像这样的人，“汪精卫的后代”，那个时代都有，只不过他们现在表现得格外猖狂而已。

主持人：孔老师，他们现在篡改和捏造有关于毛主席的书籍，谁给他们这个胆子和权力啊？

孔庆东：就说明他们背后，还有大汉奸嘛。你看，比如他的书，怎么能出版呢？（主持人：对啊！我觉得这就挺奇怪的。）说明出版界，也有坏人。他的文章怎么能发表呢？说明媒体也有坏人。就是说，不是这两个人的事情，是这两个人代表了相当一批反动的势力。就是这些势力，在勾引美国，把美国要引进来，他们去当“带路党”。他们的种种行为，都是要瓦解中国。比如他说：“中国当殖民地挺好的，中国当美国殖民地吧，你看，美国人过得多好，咱也跟美国一块儿过，不就好了吗？”比如说他们要破坏中国的农业政策，要求我们不要保护18亿亩耕地，说“中国人不种粮食也可以，咱中国吃美国粮食呗”。现在，你看，我们这个转基因问题多大！

主持人：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美国好，你可以自己去啊，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呢？

孔庆东：美国现在不让他去，美国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中国来干坏事，做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比如说茅于轼——（主持人：他们身上带着这样的“使命”啦？）对，他就是拿着外国人的钱啊，茅于轼就是拿着外国人的钱，而且他特别不要脸，人家记者问他“你为什么拿外国人的钱？”他说：“我觉得拿外国人的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拿外国人的钱，难道我拿政府的钱吗？”这就叫老王八蛋！（主持人：那茅于轼他本身是——）本身就是一个长年不学无术的汉奸。他没学过经济，他假装经济学家；他没学过文化、他没文化，他假装文化学家。就是说他什么都敢评论，没学过历史，他假装历史学家。汉奸的特点就在于这样，其实自己什么多不懂；但是他欺骗我们某些领导，装出什么都懂的样子，经常出来“指点江山”。（主持人：哦，他还出来“指点江山”啊？）汉奸的一个特点就是，敢于无耻地发表对他不懂的事情的言论。

网友：对这样触犯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汉奸，必须绳之以法，否则梦想颠覆国人政权，混淆视听，颠覆毛泽东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贼心随时蠢蠢欲动。

网友：这个起诉书是乌有之乡上发起的，我有幸在上面签名了，哈哈，早就该告丫的。

孔庆东：正义的人民，都会支持起诉这两个汉奸的。比如说茅于轼就说“维护国家领土不重要”，他有意把这个跟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国家的领土重要还是人民的安全重要？钓鱼岛是一个没人住的小岛，为什么不能放弃？”这是茅于轼的言论。茅于轼就是这样的，“为了抗日，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值得吗？这么不爱惜老百姓的生命”。（主持人：他还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呢。）是啊，汉奸会骗人，就在这里。他假装维护你的生命，然后把国家利益一步一步地放弃。比如说他要反共产党，他说“是共产党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你说：“我的生命重要。”（主持人：老百姓肯定一忽悠就是啊，“当然我生命重要啊”。）他说“那就打倒共产党吧”。汉奸坏就坏在这个方面。（主持人：他老是让你保护你的生命安全。这可真要命啊。）其实最后他是要毁掉你的生命安全。

网友：同志们，小心啊，汉奸们分完了国企，开始将手伸向我们经济领域最后的社会主义防线了，孔老师要大声疾呼啊，“国有商业银行民营化”的后果可比三峡、药家鑫的危害大一万倍——万劫不复啊。

孔庆东：就是这些哈，我们国家危险的局面，都跟汉奸们的煽动、宣传有关系。比如刚才我说茅于轼、辛子陵他们是“汪精卫的后代”，这不是我们对他的污蔑，这是他自己承认的、自己说的。比如我念一段茅于轼他捍卫汪精卫的话，茅于轼说，你们都把汪精卫看成是汉奸，他说：“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听明白了吧？这是我说的这个茅于轼先生的原话。他认为汪精卫是“人民的英雄”，他现在正在“前赴后继”，继续做这样的“英雄”。那历史已经摆在前面了，你要做汪精卫这样的“英雄”，可以啊，那就请你接受和汪精卫同样的下场吧。

网友：张宏良、左大培、孔庆东、戴旭、牛刀等等一大批爱国学者，是中国当今伟大人物，受全国人民拥护的伟大学者！

孔庆东：我们也不愿意当什么“伟大学者”，我们只是觉得真理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要按照它原来的样子描述出来，不过是说几句真话、讲几句实话而已。

网友：想起孔老师说的德高望重不是随便哪个老人都做得到的。

孔庆东：我们叫老祖宗孔夫子早都说了，像茅于轼、辛子陵这样的人，叫“老而不死是为贼”。《论语》里写得清清楚楚的。不是说老人就是好人，老人里边有德高望重的好人，但还有很多叫“老王八蛋”！

网友：他不是一个人，言论自由也是有底线的，不知道拿了多少外国的钱。

孔庆东：是啊。当我们公诉茅于轼的时候，当我们说他是汉奸的时候，很多人同情他们，很多人为他们流下了“辛酸”的泪蛋蛋。

网友：我看过茅于轼的BLOG，内容让人火冒三丈，这人还有好多抬头身份呢。

孔庆东：是啊，他得到了很多大汉奸的支持，所以他敢这么猖狂。

主持人：看来在博客上还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呢。

孔庆东：非常有名。对于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感到很高兴。（主持人：我真不知道。）这就是他少害了一个人。

哈哈

如果。。。。那么。。。。

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应当给他说话的权利

支持上法庭，拿证据说话

老宰

哈哈 于 11-5-25 09:36 写道：
如果。。。。那么。。。。

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应当给他说话的权利

支持上法庭，拿证据说话

哈哈太天真了，这种事是不能拿到法庭上去掰扯的。掰扯多了，P民就看太明白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念：shai三声）。

小天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2172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50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86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们。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10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1月3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
“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一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大海

下次就斗申小珂和胡滨

小天

http://182.118.4.77/youku/5572DF878434A8233B70E160E1/03000218024DDA22B1881401EF8D48BA1FEB71-4525-786C-F4EA-E9EED5DA18A2.f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