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汽车事件揭秘（转载）

煤渣

谨以本文恭祝海南建省二十周年，汽车事件是海南当年的一个大事。
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海南，也让很多海南人民知道了钱是可以装满麻袋的。
当年还在读初中的我还记得那时连幼儿园都在卖汽车，更不用说那些政府部门和大小皮包公司。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海南人民接着又经历了建省、洋浦事件、房地产泡沫、金融风暴、半拉子楼等等。
当时记得因为建省所有海南人民都是激动的，不管是异国他乡的华侨还是远在他乡的海南人。
但其后发展的二十年其实是让海南人民痛苦的，因为他们变成了一个由高处往下抛的曲线。
这条曲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很简单，但它囊括了很多海南人包括那些当年优秀的闯海人最青春和最有活力的年华。
所以提起海南建省这二十周年庆，在很多海南人的心中想起的却是二十周年祭。
奠祭自己那一段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生，奠祭自己那已经回不来的青春和岁月。
二十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台上的人就像变戏法一样，来了一个又走了一个。
他们都带来了很多东西，也带走了很多东西！
但我们海南人民始终忘不了最早来的那一个，因为他来时没带什么，走的时候也没带走什么。
但他带走了海南人民的心！
这么多年了，在这最适合奠祭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的时候。
是该让我们海南人民去回忆一下他、祝福一下他，
他的名字叫雷宇。
海南只有向雷公这样的领导人越来越多，
我们海南的明天才会更好！




海南汽车事件揭秘
　 作者：凯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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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海南汽车事件揭秘

文章作者： [特别推荐回顾]2000.6.8, 下午 09:47:0

　　开头的话

　　八十年代中期，海南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国朝野的“汽车事件”。现在，十五年过去了，人们对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似乎已渐渐淡忘。但一些深知内情的人士却认为，“汽车事件”给海南造成的伤害，还远远没有复平。
　　作为一名记者，在事件发生的前后，我曾多次到实地进行采访，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但我的所见所闻，与事后官方公布的材料和众多传媒的报道，出入甚大。但在当时，由于纪律的约束，我既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把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告白于世人。这件事，在我的内心里几乎成了一块永远抹不去的病垢，不时地折磨着我的心灵。几年前，我的记者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六十大限已到）。卸职后，我移居海外，在澳洲一个悠静的小城与家人团聚。我之去国，与众多‘洋插队’的同胞不大一样，没有更多的理想和追求，只是想找个清静些的去处，远离尘世，好好享受这世纪之末赐予我的安乐晚年。
　　想不到一件隅然的事情，把我的平静打破了。去年，国内有一个新闻代表团到访，团中的多数人，都是我原在国内的同行旧识。所以，他们一到达澳洲，就把我从小城里‘揪’了出来，邀我与他们同行。他们的意思自然明白不过，是要我发挥点‘余热’，做个义务的翻译兼导游；而这也正是我十分乐意和求之不得的。大家相见甚欢，每每彻夜长谈。对于祖国的种种可喜变化，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因为这些年来，我虽身居海外，但无时不在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人民日报》BBS的【强国论坛】也是我经常访问的网站。
　　访问团顺利地完成了预订任务。离澳前，应我的邀请，大家一起到我小城的家里作客。当客人们踏进我家门的时候，都稍稍露出一种惊伢的神情，大概是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居然有着这么个十分中国的家居。一色的中式家私摆设，一屋的‘京片子’，进餐时，也全是一色的中式菜肴。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全家均来自北京。儿媳虽是澳洲人，但学的也是汉语，十分锺情于中华文化，曾留学北京。孙儿和孙女也都出生在北京, 并在那里接受了小学教育。我们的这次聚会，真可说是其乐融融。
　　席间，好友肖君又再次提起海南的“汽车事件”。肖君是我当年采访“汽车事件”的伙伴之一，他十分恳切地希望我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写出来，还历史一个来的面目。后来，经过一翻思想斗争，我决定尊从肖君的意见。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煤渣

事件始末
　　海南的“汽车事件”，发端于一个‘穷’字。
　　无庸讳言，当年的海南实在是太穷了。直到八十年代，在其行政建制尚未脱离广东之前，每年仍需要省财政给予一亿元人民币的补贴。就是这样，海南每年能动用的机动财力，也仅有区区四百万元，几乎没有能力自主地进行任何一项基本建设。
　　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祖国的另一个宝岛－台湾。海南和台湾，这两个姊妹岛的面积和自然条件相差无几，五十年代初期又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仅仅过了三十年，她们之间的差距就被拉得很大很大了。据1980 年的统计，台湾的GTP为海南的80倍，人均收入为海南的8 倍。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己经结束了文革灾难并全力转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和国的领导者们，无疑是个很大的刺激。
　　总设计师邓小平1983年视察厦门特区时，就曾提出，海南岛能否用特区的办法，加速开发，尽快赶上台湾。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也曾说过，海南岛孤悬海外，有海运之便，可大胆试验，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搞不好也影响不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国务院于1 9 8 3 年下达文件，给予海南以准特区的特殊政策，各种规定共二十项，后称之为“海南二十条”。其中极具实惠价值的一条，是海南开发建设所需各种生产资料，均可免税进口。
　　1984年春节前夕，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海南时，又一次重申了中央对加速开发建设海南的决心。他还说，加速海南开发建设，中央拿不出钱，只能依靠充分调动海南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中央可以给政策，而一条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不管’，我建议中央各个部门，对海南实行‘官僚主义’。过去很多事情，所谓‘管’，实际是‘卡’。海南的开发建设，只要我们不‘卡’了，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搞上去。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海南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新一轮的冲刺。他们选择了进口国内稀缺物资这条生财之道，筹措资金，为开发建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于是，进口和倒卖小轿车的现象便出现了。开始是小批量的，慢慢便增加到成百上千辆。经营的单位也由最初的一两个外贸企业，扩展到许多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政府虽然严格规定进口汽车只限于岛内销售和使用，但还是有一些单位通过各种渠道，把进口的汽车转销到了内地。
　　对于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海关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做法，即‘罚款’（实际是补税）放行。这种做法，后来也得到了国家工商管理当局的认可；在一次全国性的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海南进口的汽车可“罚款放行”销往内地。这个消息传到海南，尤如喜从天降。海南领导层连夜研究布署，并立刻由主管领导亲赴香港，大批订货。这一批订购的各式轿车，达二万辆之多。于是，全国各地的采购人员一时云集海口，一批批各色豪华轿车跨过琼州海峡，通过雷州半岛的国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内地，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
　　此事很快被反映到北京高层。由于事态的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奉命亲自前往海南进行查处。杨易辰到达海南之后，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汇报，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认真而全面的调查了解。他明确地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纪事件，并对行政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但他同时也认为，海南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困难很多，又缺乏经验，犯点错误在所难免。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追究那一个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赶快把海南的开发建设搞上去，不要辜负了中央的期望，辜负了海南人民的期望。对于在这次事件中，有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行为者，无论是谁，都必须依法予以惩处。不久，万里委员长到海南视察。他在听取海南领导人的汇报时说，你们的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我不想再听你们的检讨了，你们要赶快从错误中站起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振作精神，以利再战。
　　领导上这种出于爱护的宽容与体量，使身处逆竟的当事者们，稍稍的松了口气。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这时赵紫阳对中纪委的一纸批示，使查处“汽车事件”的形势又急转直下，变得更加严竣。赵曾长期担任广东的主要领导，在一些人的眼里，海南自然是赵的旧有属地。现在海南出了这么件大事，那些别有用心者们，正可以利用其作为攻击赵的炮弹，此时赵在京城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以赵从不为下级有所担戴的一贯作风，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中纪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赵紫阳要求中纪委签头组成“中央调查组”，立刻前往海南调查“汽车事件”。
　　“中央调查组”到达海南之后，把着眼点主要放在事件的‘问题’方面，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背景等等，本来就已经比较清楚，大可不必再下什么功夫。所以，在调查中被追问得最多的是同一个问题:谁谁在汽车买卖中拿了多少钱？对观察问题持有这种独特的视角，对这些来自京城的调查人员来说，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为查出的‘问题’和他们工作的‘成积’是成正比的，‘问题’越多则‘成积’越大，这己经成为某些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况且此时的京城，腐败之风已悄然兴起，在常人的想象中，海南也绝不会是什么‘一方净土’。其实人们有所不知，当时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海南，‘腐败’病的传染也是相对落后的；而落后地区的另一种特有的产物，即那种吃饱了没事干专门告黑状的败类，海南特多。这其中的一部分，自然成了调查人员所信赖和依靠的‘积极分子’。于是，‘捡到篮子的都是菜’，调查组没费太大的功夫，便向中央正式报告∶已初步查明，在汽车事件中贪污百万元者不下十人；贪污十万元者不下百人；贪污万元者不计其数。于是，“中央调查组”被立即升格为“中央工作组”，全力进入查案办案阶段。
　　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在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历时经年的内查外调之后，竞连一个象样点的货真价实的贪污分子也没抓出来。当时被投进监狱的人倒委实不少，而后来绝大多数都因‘查无实据’被无罪开释了。有些当时被定了罪的，大多在以后也平了反。查处“汽车事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是海南行政公署主任雷宇受到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严厉处分，被罢了官。还有区党委组织部部长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海南日报》总编辑无辜以‘莫须有’罪名被投进了监狱。就在以上人员被宣判的当天，“中央工作组”撤离海南，宣告了查处“汽车事件”的胜利结束。
　　“中央工作组”走了，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海南。
　　

煤渣

宦海沉浮
　　作为主管经济的海南第二号人物雷宇，对汽车事件当然负有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于他的际遇，人们还是会禁不住生发出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情与慨叹。
　　雷宇，广西横县人，生于1933年，少年从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被保送上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系统工作，是共和国较早时期自已培养出来的经济人才。文化大革命后，随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调往辽宁工作。任仲夷任省委书记，雷宇在其手下任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以后，又随任一同调往广东，仍任原职。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雷宇一直是任仲夷身边的一名高级幕僚。期间，曾受命到海南进行调查研究。在他向中共广东省委提供的调查报告中，对如何加速开发建设海南，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很有价值的政策性建议。之后，由于省长刘田夫的力荐，于1983年出任海南行政公署主任一职。
　　雷宇以他过人的才智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在海南掀起了一阵阵加速开发建设的热潮。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海南时，对雷宇的工作称赞有加，并瞩意由其担任海南的第一把手，全面挑起领导海南建设的重任。但后来由于任仲夷的不表赞同而将此议作罢。
　　任仲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他那深厚的思想理论修养，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中国政坛上一向为人称道。正是他，领导广东人民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开了改革开放之先河。他之所以不赞同雷宇出任海南区党委书记，担当第一把手，应该说主要是出于对雷的爱护。他对雷宇是太了解了，但他更加了解中国官场的复杂和凶险。雷宇思想敏锐，工作踏实，为人直爽，作风廉洁，这都是他实实在在的优点。但他锋芒太露，不大在意或不屑于在意中国官场上一些游戏规则。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后来的仕途陷落，也许正是任仲夷当初想细心防范，而又防不胜防的一种结果吧。
　　但人们还是要问，对雷宇的这种处置难道是公平的吗？他不是第一把手，出了乱子却要他负主要责任，这本来就有失公允，就“汽车事件”而言，主要责任者也并非雷某一人。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雷宇虽说是始作俑者，但他也曾不止一次作过防止事件发展的努力，甚至曾亲自下令有关部门停止办理汽车进口，但均未能凑效。因为签发进口批文的，己不是一支笔，而是好多支笔。而最后最大的那批订货，则是由他上头的那位第一把手亲自拍板，亲自布署的。而恰恰此时雷宇正在外地公干，未有直接参与其事。但在“中央调查组”到来之后，雷宇却一力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而某些人则不同，或装聋作哑，或故作糊涂之状，因而没有受到追究。更有甚者，如作为雷的第一付手的孟某，他签发的进口批文最多，而在“中央调查组”面前，却装成一个被排挤被打击的无权者，反戈一击，立了大功，并受到重用。但假的就是假的，当孟某后来官升付省长之后，终于东窗事发，以贪污腐化之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雷宇之所以惨遭厄运，可能还隐藏着另外的原因。从“汽车事件”一开始暴露，广东某大员就放出话来，非要把雷宇整倒不可，演了一出“老子告儿子”的闹剧。这件事在广东政坛上几乎无人不知。雷宇与这位顶头上司之间究竟有何过节，记者不得而知。但有一则小道消息在当时流传甚广。据说这位大员的夫人，有一个在新加坡经商的弟弟，海南开放之初即前来寻找商机。此事事前已有人给雷宇打过招呼，请他务必给予关照。雷宇可能是太过粗心了，只是例行公事地把这件事交给了有关部门去办理，并未特别用力，结果使这位有着特殊身份的商人空手而归。后来, 那位大员及夫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这个传闻的真实程度如何，记者无从查实。但这位大员对雷宇抱有成见，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罢了官的雷宇，独自一人带着与来时同样简单的行囊，悄悄地离开了他曾经那么热爱和眷恋的宝岛。他没给她留下什么高楼大厦，也没留下什么纪念性的工程，甚至连一个亲笔题字或题词都没有留下。但他却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热爱宝岛并愿意为她奉献一切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一次，港澳地区的省人大代表视察海南，座谈时，代表中一位老者就十分动情地说∶“雷主任谈起海南的情况，如数家珍。他不愧是海南人民的真正儿女，百姓眼里的好官。”雷宇下台之后，有人提议把他的生灵送进［五公词］，列为‘六公’，以兹纪念。［五公祠］是海南的一处名胜古迹，建于清光绪年间，用以记念唐、宋年间,被贬谪流放海南的李纲、赵鼎、李光、胡铨、李德裕等五位历史名臣。雷宇虽非流放海南，但却为海南而被罢官，人们有理由永远地怀念他。
　　荒唐判决
　　原《海南日报》总编辑关欣的离奇被捕和判刑，堪称中国司法史上一出极为荒诞的闹剧。
　　报社属下有一个公司，也曾参与汽车贸易。“中央工作组”根据某些人的举报，便下令以‘贪污’罪将关欣和公司总经理曾某实行逮捕。但后来经过抄家、查账、外调，均未发现此二人有一分一毫的贪占行为，这使办案者十分为难。此时，坐镇海南配合办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某副院长，便以司法权威的身份出来说话，为工作组排忧解难。他说，贪污不一定要拿钱，也有不拿钱的贪污，这是新形势下反贪斗争的新特点。既然有了如此高超的理论支持，这起具有新时期新特点的‘贪污’要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法庭审判是公开进行的，记者有幸现场采访，身临其境，真可谓大开眼界。可容纳上千人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门外窗外还涌动着数不清的人群。庭审程序开始了，先是公诉念完了罕长和不知所云的‘起诉书’，接着便是被告人掷地有声的答辩，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反问道∶“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一种分文不取的贪污犯吗？”两位律师也为被告作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我注意观察周围的人群，他们中有很多是报社的员工，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会心的微笑，似乎是在预祝着他们老总的胜利。
　　但人们还是太过天真了。据说工作组在看完庭审的录像后，竟气得暴跳如雷。于是决定给关某换上另一顶‘玩勿职守’的帽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就是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关某五年有期徒刑，并变相地剥夺了其上诉的权利。因为省高院的领导就在现场办公，这边的上诉书还没交上去，那边的‘驳回上诉’的文书已经做好了。律师曾就此事提出抗争，指出这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但法院未加理采。
　　

煤渣

好友肖君访澳回国后，很快给我传来了三份有关的材料。
　　第一份∶【关于关欣、曾珊玩忽职守案的复查报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88年11月7日。这个报告在它的结论中写道∶“我们认为，原判以玩忽职守罪对关欣、曾珊定罪处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关欣、曾珊的行为既不构成玩忽职守罪，也不构成其他犯罪。故拟撤销原判，对关欣、曾珊宣告无罪。＂可惜，这个文号为“（1988）琼高法刑监字第2号”文件所作出的公正结论，由于得不到北京的认可而被尘封了。
　　第二份∶【千古奇冤谁与评说】《海南日报》社部分员工为向社会散发上述的复查报告，以“一群爱管闲事的人”署名，于1998年8月1日所写的公开信。信中说∶“这是一份尘封了整整十年的平反书。十年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伊始，即着手对当时群众反晌极大的关、曾一案进行复查，并很快作出平反的裁定。中共海南省委也专门召开常委会讨论此案，并一致同意并认可了法院的裁定。省委书记许士杰曾说过∶‘象这样明显的错案不及时给予纠正，还有何公正可言，还谈什么改革开放。’可是，这一平反决定却至今仍是一纸空文。何故？许士杰和省高院院长曾多次进京，面见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而最高法院的说法是∶‘这是中纪委办的案子，我们并不知情，不便表态。’中记委又是另一种说法∶‘党的十一大以后，中纪委不再插手刑事案件，此事已不属中纪委管。’而中纪委当年亲手制造这一起冤假错案的一位负责人说得更加轻松∶‘什么冤案不冤案，这种事全国多了去了，那有功夫去管。’这大概就是这一千古奇冤之所以至今未能昭雪的原因所在吧！官不管，民管!为此，我们把这份平反材料翻印出来，让它到民间流传去吧!”
　　第三份∶【关、曾冤案是怎样‘判’出来的?】作者为当年此案的审判庭庭长赵球，写于1998年9月9日，并有他的签名。该文说，“关、曾案件发生时，我正担任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负责此案的审判工作。当时，中纪委工作组认定关欣、曾珊犯有严重的贪污罪。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据此将关、曾二人逮捕并提起公诉。诉状送到法院后，我们经过对材料的认真审查及公开审判，并未发现关、曾二人有任何丝毫的贪污行为，于是合议庭认为关、曾无罪可判。但因为这是中纪委工作组定的调子，在审判委员会的会议上，无论我们如何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结果，在工作组的高压下，我不得不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违心地宣判关、曾有罪。这是我这个老党员、老司法工作者，在担任法官工作中最痛心的一次审判。至今想来，仍觉万分愧疚。”该文还说，“这一次违心的审判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常常使我感到痛苦和耻辱。”海南建省后，这位已经退休的法官，不止一次地给省委书记许士杰和海南高级人民法院上书，陈述意见，为关、曾二人申冤、呐喊。赵球在他撰写的这篇“供组织上参考，助后人了解真相”的材料中，还十分痛心地问道∶“十多年过去了，两位同志冤情未雪，群众议论日甚一日，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以法治国’，是真？是假？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就执行不了？”
　　海外寄语
　　写完了以上的话，我那被压郁的心情似乎轻松了些，但无论如何却难以平静下来。我想了许多许多，有两个问题始终不能释怀∶一个是国内的反腐斗争虽不断在加大力度，但依然收效甚微，为什么加大的力度总赶不上腐败漫延的速度？另一个是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那些敢于站立潮头的弄潮儿，总是一个又一个地中箭落马，不断地重演着一幕幕优汰劣胜的悲剧? 原海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林桃森的案子，据说经过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早已作出了平反决定，只是因为‘上面’不点头，一直也没有敢宣布。林桃森已经作古，他是以有罪之身到另一个世界去见马克斯的，连灵魂都不让他得到安宁，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原《海南日报》总编辑关欣，是我多年来十分敬重的一位朋友。他为人豪爽，思想活跃，业务上又是个行家里手，在报社同仁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我出国时，路经广州，曾专程绕道海口去看望他，此时的他，比前清瘦了些，但精神还好，赋闲后沉迷于金石书画之中，但也很关心时事，还自学现代经济学，生活倒也充实。别时他以墨宝相赠，条幅上书写的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嗟夫予尝求古仁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为物喜不为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个条幅至今还挂在我的书房里，我常默默地面对着它，好友的权权之心，跃然纸上。
　　林和关的遭迂，很能反映出国内的一种特有的现象∶一方面是权力的无限扩张；一方面是监督的长期缺位。“人治”总是胜过“法治”。而所谓的“法治”，往往成了某些权势者手中的魔杖，逆我者亡，顺我者昌。这与法制社会的建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现在，中纪委在国内的反腐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应该说其功不可没。但如果不努力去建全法制，把权力的置衡与监督机制建立起来，所谓的反腐斗争将永远是苍白无力的。
　　再就是所谓的“雷宇现象”，也是人们所十分关注的。“枪打出头鸟”这种让人寒心的悲剧，在建国的历史上一再重演；“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种没落的中庸思想与价值观，至今仍然被许多人当成为“官”之道。那些勇于进取而又深受群众拥戴的干部，往往得不到上头的赏识；而一些无所作为、为百姓所不齿的腐败官员，反而得到上头的欢心和提拔重用，“党喜欢的群众不拥护，群众拥护的党又不喜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一个悲剧。海南建省后，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个个都象是匆匆过客，但又有谁真正过问过他们的政绩如何？他们在百姓的眼里是好是坏？这些年，海南在开发建设上是取得了不少成绩，而伴随着这些成绩的，却是黄、睹、毒等社会恶瘤的日益彭胀，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我衷心地祝愿海南的明天会更好!

阿菜

[iframe]http://www.infzm.com/hot/rdtt/200802/t20080202_36217.shtml[/iframe]

战虎

怀念！！！！

天蓝

好贴！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大刀阔斧的人物～如果把雷宇放在今天的发改委主任的位置也许中国的经济就能早日腾飞～

念月

路过

阿呆阿瓜

拜读...了解我们从未了解的海南过去

杜拉拉

煤渣 于 08-3-29 11:24 PM 写道：
谨以本文恭祝海南建省二十周年，汽车事件是海南当年的一个大事。
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海南......
但我们海南人民始终忘不了最早来的那一个，因为他来时没带什么，走的时候也没带走什么。
但他带走了海南人民的心！
这么多年了，在这最适合奠祭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的时候。
是该让我们海南人民去回忆一下他、祝福一下他，
他的名字叫雷宇。
海南只有向雷公这样的领导人越来越多，
我们海南的明天才会更好！
...

血色浪漫在天涯
——与雷宇有关的花絮

一、
弹指一挥间，海南建省办特区已20年。今天，海南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奉献给国人的谈资极为有趣。
海南经济发展的慢速度、低水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成长不成比例、相形见拙，海南的GDP在今天的中国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海南特区演绎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道血色浪漫，令人津津乐道：
——例如，建省之初的10万人才下海南，是新中国最壮观的人才流动，他们那时在海口东湖摆摊制作的博士煎饼、硕士面条，可谓前无古人，是中国有史以来学问含量最高的廉价食品；
——例如，海南的首任省长梁湘，是唯一因“6.4”事件表态而下台的封疆大吏；
——曾经耸立着规模空前的半拉子工程，是海南建省以来最触目惊心的景观，然而“烂尾楼”却培育了中国第一批房地产商，冯伦、潘石仡是叱诧风云的代表；海南以关闭全省28家信用社、清盘全部信托公司，继而托管倒闭海南发展银行的代价，培育了一批金融家，公众耳目详熟的招行行长马蔚华、中行行长李礼辉均有海南的履历烙印；
——再例如，海南的歌厅娱乐业曾开风气之先，妈咪、小姐云集，国人戏言：海南岛啊害男倒，不到海南不知身体不好。尽管今天海南的娱乐业已风光不再。

在描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里，许多人物角色闯海南的经历俯首可拾，正是源自海南这20年的经济社会生态，源于抒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没有海南这个最大的特区，而美丽的天涯不仅独具椰风海韵，还有血色浪漫的特区文化。

二、
海南建省史前的雷宇和海南汽车事件，本不属于纪念海南特区20周年的范畴。这段历史的脐带相连：
——缘于汽车事件，是海南的干部和群众第一次惊叹地直面商品经济大潮的蔚为壮观；
——缘于红旗飘扬下海南的黎民百姓，居然始终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对雷宇的处分是无辜的冤枉，以致民间要按封建社会的模式，在“五公祠”里给雷宇树碑为“海南第六公——雷公”的呼声不绝于耳；以致海南建省时，海南的民众天真的期盼中央会让雷宇重返琼涯再任父母官，还雷宇公道，赐海南青天。

我们或许无法回避，这段历史是海南走进商品经济的启蒙，并孕育了当今海南特区经济文化的生态。

有关雷宇和海南汽车事件的史料、文章，媒介有多个版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有言：好在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随着时光流逝，雷宇和海南汽车事件的真相，逐一水落石出。是非任凭说，公道自然存。本文无意继续严肃的评述，只是叨咕一点花絮，权且当作对煤大律师精心选贴文摘的回应。


1、        雷宇的新闻和旧闻
海南建省时的首任省委组织部长李志民已退休，今年回海南过春节。同朝为臣的一帮老家伙给他设宴叙旧，聚餐的主人席间有点惋惜地说：“上周雷宇也在海南，前天应邀去成都了，不然能和你一聚。”

李志民调任海南之前是中央组织部的青年干部局长，对雷宇并不陌生，便问：“雷宇身体可好？”主人答道：“他有糖尿病，但这伙计吃饭却没有任何忌口。”这是我们了解这位被海南人民称为“雷公”的新闻。

雷宇1983-1985年任海南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时，和深圳、广州的行政首长同为副省级官员。雷宇被降职到广东花县后，在海南跟他一起经常加班的政府办公室主任感慨：雷宇那时每去广州开会，总会带成箱的方便面回海口，他除了出差经常会在办公室加班，但他又不愿意让食堂为他吃饭加班，所以总是靠快食面充饥，那时海口还不容易买到方便面。这是旧闻。

  如果说民以食为天，那么考察官员的吃饭则可以了解到他的廉洁和贤能。


2、胡耀邦考倒雷宇
不讲究吃的雷宇对海南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数据却是捻熟在心，在工作中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不但使当时在海南长期为官的各级干部自叹不如、敬佩有加，而且他在为海南争取政策和投资时，列举解放以来海南给国家上调了数十亿元的橡胶、铁矿等战略物资，而国家同期对海南的投资不足几亿，他的据理力争也使中央官员为之折服。

胡耀邦来海南考察时特意给雷宇出题：海南的行政区域包括中、南、西沙，你告诉我，曾母暗沙在哪个纬度。雷宇陪同胡耀邦考察期间，这个唯一没有答上问题让耀邦同志乐怀：“都说没有你雷宇回答不了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就难住你了吧。我告诉你答案：北纬4度。”

耀邦的这个考题即便今天让文化大师余秋雨也未必能答对，海南的百姓能知道曾母暗沙纬度的恐怕更是凤毛麟角。但海南的百姓记得：雷宇来了，他们才在家里看上了彩色电视；雷宇来了，海口的大同路才改建成有自行车道和排污沟的城市街道，而后的海府路也变成了三版块的马路；雷宇来了，才能请到夺冠而归、炙手可热的中国女排来海南跟文昌男排对弈，海南人民也可以零距离的振臂高呼：“学习女排，振兴中华”……


3、        汽车事件的八卦新闻
汽车事件发生后，海南的知名度一夜升天。有媒体编发了八卦报道，说是起初，美国的卫星发现海南出现世界最大的停车场，疑为中共要进攻解放台湾，此事终于惊动中央，才察知海南汽车事件云云。

其实是汽车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国家物资部统一收购海南已进口未销售的几万辆车。当时收交的车大部分集中在老机场（现在的国兴大道南侧）停放，由南航部队看管。

这个卫星拍到的最大车场，自然有雷宇的功劳。当时海南各个市县不愿把车都交出去，各自分别把几十或几百辆车藏了起来，想等风头过后变现给自家市县留下一点财力血液。因为各市县领导阳奉阴违的抗命，物资部无法收齐车辆，还是雷宇出面劝说市县的领导交车，才使这些藏在山沟旮旯的车逐次现形。那时海南的干部淳朴而天真，以为把车交了能保住雷宇留任。不久雷宇背着处分调离，为避免送行轰动的麻烦悄悄离开海南，让所有忍痛割爱的市县官员怅悔不已：早知结果还是如此，我们就不交车了。

雷宇在海南执政不过三年，因其执政的情怀和人格的魅力，是海南各级干部最佩服的行政长官，而且至今仍是海南百姓最敬仰的父母官。


4、        清官治世的悲悯情怀
人们在建省20年仍念叨雷宇。从历史演进看，是因为建省之前，雷宇在海南执政的悲怅和在百姓心中筑下的功德；在文化深层里，则是百姓几千年来对于清官治世这种悲悯情怀的奢求和积淀。

雷宇执政海南短暂的春秋，似乎延续了后任海南大吏的短任，这莫非也会成为海南发展坎坷的宿命？

1988-2008海南建省20年，海南已历经许世杰、邓鸿勋、阮崇武、杜青林、白克明、王岐山、汪啸风、卫留成八任省委书记，人均任期不足三年；而比邻的中国第一经济强省广东，1985-2008的23年间只有林若、谢飞、李长春、张德江和去年底才继任汪洋五位大员，人均执政在一届五年以上。

且不说在现时政体下，给予封疆大吏相对稳定的执政时间，对当地行政稳定、经济发展可能是福祉；海南更背运的不单是官员走马灯似的更替，还在于小平南巡激发的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期，海南倒霉的摊上邓鸿勋这介被百姓称为“杀猪爹”（意为“屠夫”）的酷吏，用1990-1993年的大好时光、大搞阶级斗争，致使海南建设一塌糊涂、溃退千里。

人们怀念雷宇，其实是百姓对贤能吏治的渴望，是祈盼海南明天进步美好的愿景。

5、        睿智的长者任仲夷
谈及雷宇，自然会联系到他的上司——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任仲夷是中国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之一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任仲夷素以实干、有魄力、开明、敢言而著称，无论在党内外，还是在海内外，皆享有很高的威望。广东的干部尊称他“任老”。

任老的睿智体现在他许多的箴言里，“变通”论与“和谐”说，是其中的二则。
——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

“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

任老上述“变通” 、“变压”的解说，用如今时髦的官话：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创特区意识。

——当大家说起“和谐社会”这一新提法，任老很高兴，说:“和，有一个口字;谐，有一个言字。解决了吃饭和讲话的问题，就是和谐了。”

     作为与任老关系密切的下属，雷宇深得任老施政理念的精髓。任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再对雷宇说的：我们当初投身革命，不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不也就是这个目标吗？

      作为黎民百姓，我们的愿望也就是接近这个目标，享有这个福祉！

      人们仍在怀念雷宇时，人们距离这个目标其实还非常遥远。而当人们淡忘乃至不再提起雷宇的时候，才是人们靠近彼岸的时刻。

      我们今天重提雷宇和海南汽车事件，是在悼念海南的辛酸和悲哀；但愿到了纪念海南建省30年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在落笔行文时，不再提起这个为了忘却的记忆！

[ 本贴由 杜拉拉 于 08-4-13 21:22 最后编辑 ]